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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型时期经济犯罪刑事政策
中国转型时期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不仅是一个刑法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刑事政策学问题。中国发展的新时期,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思想的提出,主要是基于用刑法这种单一的手段治理以复杂性、智能型犯罪著称的经济犯罪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而言的。本文侧重于从宏观上探讨中国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的发展走向并对中国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的利弊进行反思,同时,结合当前和今后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要求,进一步探讨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的完善,以期有利于我国当前和今后刑事法治建设的发展,保证各项政策尤其是经济犯罪之刑事政策始终在法治化的推进轨道上有序前行。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之概念
经济犯罪的概念。如何界定经济犯罪,认识上存在差异,学界如此,实务部门亦然。经济犯罪一词,最早是由英国学者希尔(E.C.HILL)在伦敦“预防与控制犯罪”国际会议上首次提出。笔者认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讨论,经济犯罪概念的界定非常重要。在我国,经济犯罪之于公安机关,指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经济犯罪之于检察机关指的是除刑法分则第三章之外,分则第八章规定贪污渎职犯罪,经济犯罪之于法院,则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刑法分则第八章及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本文所讨论的经济犯罪仅指破坏经济秩序型经济犯罪。
刑事政策的概念。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刑事政策是个外来词,为此,学者们对刑事政策的定义有不同的认识。正如李斯特所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为使刑事政策概念清晰化,在理解刑事政策概念时,不能将社会政策视为刑事政策的其中之一,当然,社会政策与防止犯罪有关,但只要其效果仅仅是间接的、依附性的,就不能将其包含在刑事政策范围之中。刑事政策是由“刑事”和“政策”两个词构成,两词中“政策”属于中心词,可以理解为“策略、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手段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
中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
重打击,轻预防。刑事政策的目的是双重性的,即惩罚犯罪以及预防犯罪。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都是以“重刑”为主导思想,这样导致了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在目的设计上的一种缺失,即“重打击而轻预防”。就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言,即使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将经济犯罪的死刑罪名做了调整,取消了9个经济犯罪死刑罪名。但笔者仍认为,《刑法修正案(八)》仅是我国在经济犯罪刑事政策上摆脱重刑主义的一个重要信号,在经济犯罪的防控方面,我国对经济犯罪的刑罚处罚仍有明显的“重刑”色彩。
法网存在疏漏。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法网存在明显的缺漏,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作为预防经济犯罪第一道防线的经济行政法规十分混乱,这导致了我国有关经济犯罪的刑法规范与其所依托的相关法律缺乏有效的衔接。中国当前正处于经济的转型时期,如果经济立法长期以经验型立法、以政府发布经济政策代替法律规范的方式,没有及时地对经济行为作出调整、规范,势必会造成市场主体违法犯罪行为的多发,也使得控制经济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必然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预防经济犯罪设立的第二道防线——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法规有明显的不足。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对大多数的罪状描述都附加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主观要件,这种做法无疑大大缩小了犯罪圈,而形成了刑罚上的空隙。
刑事立法技术存在缺陷。以刑法典第140条为例。第140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见,对于经济犯罪的刑罚处罚主要依据的是犯罪的数额,虽然,第141条至148条按商品类型设置了8种具体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罪名,但这8种罪名的定罪、量刑均以数额作为处罚的标准,而非以情节的恶劣程度以及后果的严重性进行衡量。
中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的构建
当前,我国的刑罚结构仍呈“厉而不严”的特点。轻刑化,是转型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权保障的必然要求。在考虑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现实国情基础上,根据刑罚谦抑的原则,合理地配置刑罚资源,进行立法完善是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构建中十分必要的工作。
限制死刑在经济犯罪中的适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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