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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赤脚医生到农工党主席陈竺院士 　　2013年3月17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挂牌，有着15年历史的国家卫生部退出了出历史舞台。当天下午，原卫生部部长陈竺从卫生部大楼走出，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微笑着迅速乘车离开。此时，陈竺的身份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竺从一名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到响当当的血液学专家，再到中科院当年最年轻的院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有着不同凡响的传奇经历。 直面医改困局 2007年6月29日，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在与中国科学院的同事话别谈及医改时，陈竺坦言：“这关系到13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责任重大。确实压力很大，自己会慎重，慎重，再慎重。” 此时，媒体报道聚焦了陈竺的非党员身份和科学家从政问题，许多医学工作者也为陈竺捏了把汗。如何重整情况复杂的卫生部，怎样推动迫在眉睫的医改，这位新任部长一上任，就得直面这两个棘手问题。 中国遗传学会副秘书长安锡培说，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最早就是陈竺提出的建议。“陈竺做过赤脚医生，对农村非常熟悉。”安锡培说，陈竺一直很推崇美国国立卫生院的模式，认为中国医改可以参考，这个模式可以理解为市场主导模式。 陈竺介绍，医改的体系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厦，其中有“四梁八柱”。“四梁”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八柱”包括医疗管理机制、运行机制、投入机制、价格形成机制、监管机制、科技和人才保障、信息系统、法律制度，而“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促进人人享有基本卫生医疗服务”是卫生部医改的总体目标。 “中国医改如何定调，不是部长陈竺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但是作为卫生部门的一把手，能够把眼光首先盯在疾病控制与预防上，这充分显示了陈竺是一个非常懂行的卫生行政官员。卫生部需要这样的内行官员。”医改方案起草负责人之一的王虎峰教授对陈竺提出“对疾控预防要高度重视”的观点，表示极为赞同。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当赤脚医生时，陈竺就有“未病先防”的观念。 2003年非典开始肆虐时，陈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随即组织科研人员对非典病毒进行研究。这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时，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们对非典的不了解正在转变为社会恐慌。在与特区政府和医学界人士沟通后，很少面对媒体的陈竺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和传播途径告知大众，以缓解社会紧张气氛。 在广东，陈竺戴着口罩，两天内访遍“重灾区”，先后考察了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离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了非典病源样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时间公布非典病源基因结构。钟南山院士这样评价陈竺：“他能根据事实分析政策，不是光看上头，能独立思考。另外，他很尊重学术界的老同志，能够听取意见。” 经历与非典的这场“战斗”后，陈竺对中国科技和卫生体制的落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与21位院士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后，陈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发表意见和建议。他多次直陈，中国今后应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的研究增加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13亿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解决，加强预防和保护环境是根本。 “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中政府、消费者和提供者三方关系的新框架，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陈竺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好卫生工作，直接做好公共卫生执法监督，部分参与医疗、筹资和科研活动。 起点是赤脚医生 1989 年7月3日，一架有五星红旗图案的中国民航飞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升空，向着东方的天际飞去。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陈竺博士和他的妻子陈赛娟博士，肩并肩地坐着。陈竺向窗外望了望，依稀可见塞纳河的碧波和埃菲尔铁塔的雄姿。5年的留法生活、36年的人生印象像历史的画卷，一幅一幅地在他的脑海里闪现…… 1953年8月17日，陈竺在上海市徐汇区日晖一村出生。父亲陈家伦、母亲许曼音拥有医学博士学位。陈竺七八岁的时候，许曼音引导他学习小提琴，期望儿子长大后在音乐上有所建树。后来见他对画画有兴趣，就领他去拜师学素描，还经常给他买船模和各种书籍，培养他的各种能力。陈竺感兴趣的事，许曼音都尽可能地帮助他。此后，许曼音顺着孩子对科技方面的兴趣，促其成长。 1967年，陈竺进入上海市红星中学读初中，当时的教学秩序已十分混乱。1970年，陈竺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