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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底层士到现代知识分子摘要：传统小说家在汉代就被确立为士，但属于不入流的底层的士。他们的作品关注的是“治身理家”的小问题，被视为“小道”、“末学”，其社会身分与其作品的关注内容是一致的。历史进入晚清，小说家的地位猛然飚升，但他们不再是传统的士，而迅速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了，其小说作品关注的重心，也由“修身理家”的小问题变为“救国救种”的大事。传统小说家的身分与身分变化，从某一侧面显示了小说家的整体命运和特性，其关注重心的变化，对于其小说创作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其小说史意义亦由此可见。 关键词：传统小说家；士；现代知识分子；身分；小说史 中国小说家在汉代就被确立为士，但属于不入流的底层的士，他们的小说作品被视为“小道”、“末学”。历史进入晚清，小说家的地位猛然飙升，传统的士开始迅速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了。本文尝试探讨传统小说家的身分、身分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创作特征，并据以考察其小说史意义。 一、传统小说家作为士的身分的确立 汉代首先出现“小说家”一词。受先秦诸子和史传影响而产生的小说，到汉代渐入佳境，被视为诸子“十家”之一。班固《汉书·艺文志》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首创“稗官”一词，但在《汉书·百官表》和《后汉书·百官志》中都无此职名，究竟这是什么官职，于何时出现，至今难以确知。《汉书·艺文志》注引如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今世亦谓偶语为稗。”唐颜师古注云：“稗音禾梯稗之稗，不与锻排同也。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减什三，是也。”许慎《说文解字》将“稗”字解释为“禾别也，从禾卑声”；晋杜预在注《左传》时将“稗”解释为“草之似谷者”，综上所述，“稗”的原意应该指稗草，稗草似禾谷，却果实小，价值远不如禾谷，因此，“稗”可引申出“卑微”、“低下”之意，“稗官”于是顺理成章地解释为“小官”。“稗官”指哪一种小官？学界对此有过争论，其中余嘉锡和袁行霈的观点互不相同，影响较大。余嘉锡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中指出：“小说家所出之稗官，为指天子之士。”并说其士的职责是“采传言于市而问谤誉于路，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也”。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一文对此表示怀疑：“关于士的职责，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国语·周语》及韦昭注、《国语·晋语》、《国语·楚语》、《吕氏春秋·达郁篇》、《新书·保傅篇》、《淮南子·主训术》以及贾山《至言》等书，都是传庶人之谤言，目的在于谏王之过。但《汉志》小说十五家却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这不能不使我们产生疑惑：稗官究竟是不是天子之士呢？”进而指明，稗官并不是天子之士，而是指散居乡野的、没有正式爵秩的官职，他们的职责是采集民间的街谈巷语，以帮助天子了解风俗民情。 我们认为，余嘉锡说稗官指“天子之士”更接近历史事实。这可从《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小说得到证明。十五家小说有三家标明作者的官职，它们是《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和《虞初周说》，前二者作者是待诏，后一家作者是侍郎。据《汉书》等记载，待诏和侍郎，其身份和职责正好与稗官相吻合。《汉书·袁帝纪》注引应劭语云：“诸以材技征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诏。”《汉书·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炫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颜师古注之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张衡《西京赋》云：“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虞初”曰：“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可见，待诏、侍郎是受皇帝征召，“上书言得失”，“待上所求问”的“天子之士”。袁行霈仅据“《汉志》小说十五家没有一家是士传谤言的内容”，而判定稗官非天子之士，其论据尚不够充分。 我们再进一步辨析“街谈巷语”的含义。鲁迅说：“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又说：“《汉志》之叙小说家，以为出于稗官……其所录小说，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审察名目，乃殊不似有采自民间，如《诗》之《国风》者。……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尝所详辩，则此殆战国之士之所为矣。”显然，鲁迅将“街谈巷语”单纯地看作是下层百姓的言论，可是，当他联系《汉书·艺文志》所列小说的实际作考察时，又发现有些小说并非“采自民间”，而是出于“士之所为”，这一点让他感到疑惑。其实，在先秦两汉，“街谈巷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老百姓的言论，也包括士在朝廷之外对朝政得失的议论。如张衡的《西京赋》所写：“若其五县游历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