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买一碗饭 多救一个难民.docVIP

多买一碗饭 多救一个难民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盟向海外华侨和各国知名人士积极宣传抗日，争取海内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保盟在香港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 1941年，宋庆龄和保盟在香港发起的“一碗饭运动”，轰动全港。“一碗饭运动”原是美国医药援华会为购买药物和设备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在美国人民和旅美华侨中开展的一项捐款运动。宋庆龄在香港开展“一碗饭运动”，目的是为支援中国工业合作社筹办工厂，用以工代赈的方法为救济华北黄泛区的灾民和战争难民筹募基金，以解决中国伤兵难民的生活问题。（据《宋庆龄》一书第403页记载：1941年7—8月，宋庆龄为中国工业合作社发起一个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成千上万的捐献者只吃一碗饭，但付出在餐馆里吃几道菜的价钱，所有盈余交工业合作社作战争难民救济之用。——本刊编者） 1941年5月初，保盟在香港酝酿“一碗饭运动”，随后成立了“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香港著名大律师罗文锦任主席，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书记克拉克（香港政府医务总监司徒永觉夫人）担任副主席。 1941年7月1日晚，“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在香港湾仔英京酒家举行。港英陆军总司令贾乃锡少将、海军司令哥连臣、辅政司史美夫人、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等港英政府军政人员，中国“工合”（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路易·艾黎，港英行政局议员、香港巨商周寿臣，香港华商总会主席郭泉以及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廖梦醒、香港大学教师陈君葆等150多人出席这一盛典。香港各界人士为一瞻宋庆龄的风采，纷纷涌来，万头攒动。港英政府不得不临时加派警察，维持秩序。 晚8时许，罗文锦宣读港督罗富国致“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宋庆龄和副主席克拉克的信：“现值一碗饭运动在此推行，固知香港之华人，将能利用机缘，以援助其祖国在苦难之同胞也。”随后，宋庆龄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她指出：“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她作进一步的分析：“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华侨和美国的同情发起，已经在全国普遍地举行了三次，伦敦方面也曾举行过，今晚在这一百五十余万华侨最多的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她最后强调：“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 克拉克在会上发出诚挚热情的呼吁：“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援助很热烈，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应该更关心，更积极地赞助一碗饭运动”，“我们想一想，能让中国的难胞百分之四十死于饥寒交迫之下吗？伸出诸位的仁慈的手腕吧！去援助水深火热的人们！” 在宋庆龄伟大精神的感召下，香港各大酒家争相认捐“一碗饭”，当晚共认捐炒饭13500碗。 开幕典礼后，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一碗饭运动”，认销饭券及代销饭券非常踊跃。不少工会组织和社会劳动阶层也自动奋起认销饭券。据香港《华商报》7月8日的报道，认销者中有洋务工会80碗，华人机器会100碗。太古船坞工友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仍以血汗换来的17.22元（港元，下同）全部认捐。丽山餐室认销饭券500张，该餐室老板并对“一碗饭运动”提出建议，认为只要全港酒家起来共同认销饭券，则10万碗也可完成。 28日，香港热心社会事业的李一谔以500元现款捐购英京酒家饭券10张。中外绅士以数百元、一千元购买一张饭券者，也不乏其人。 为配合开展“一碗饭运动”，7月10日、11日一连两天，香港中央戏院放映反映美国华侨开展献金运动支持祖国抗战的电影——《一碗饭运动》。该片系由香港大观声片有限公司制作的粤语片。为了达到更大的宣传效果，香港各主要宣传媒体均刊登了电影广告。 29日，香港《华商报》出版《一碗饭运动特辑》。何香凝亲笔为特辑题名，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碗饭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克拉克，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为特辑题字。夏衍、马国亮、张友渔、路明、王莹、于伶等著名文化人在《一碗饭运运特辑》上发表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碗饭运动”的意义。 7月底，保盟特别印制了各种精良的传单和标语，遍贴港九码头、车站及娱乐场所，使市民一看便明了“一碗饭运动”的意义。8月1日，宋庆龄为“一碗饭运动”题词：“日寇所至 骨肉流离 凡我同胞 其速互助”。香港一些报章也以显要位置刊登保盟主办的“一碗饭运动”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