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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顾委生活会和张光年答辩 　　1987年上半年，中顾委开了两个“生活会”，批评帮助于光远（见本刊2013年第12期）和张光年。 张光年，笔名光未然，著名诗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入党。长期从事党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著名作品有诗歌《五月的鲜花》，延安时期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和长篇叙事诗《屈原》等。中国作家协会原主席、党组书记，中顾委委员。 在2月10日伍修权约谈于光远的当日，伍修权也约张光年谈了话，通知他，根据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中顾委准备召开生活会，对他进行批评帮助。 张光年身患癌症，已开过两次刀，精神和身体都显得虚弱。他在性格上与于光远不同，虽然他有不同意见，但态度要温和淡定得多。他表示服从开会的安排，但他郑重地提出，文学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人和事也多，要求所有的问题到他为止，不要牵扯其他人，有些事情也要借此机会予以说明。 伍修权表示同意他的意见，也请他对照中宣部提供的材料，先写了一份报告，进行自我批评，也可以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于光远的情况一样，中宣部同样给张光年整理了一套材料，供生活会参照使用。 从这些材料看，1980-1986年期间，文学界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有抵触和不满情绪，出现了许多“不好”的作品。文学界队伍不团结。1984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既不提反对“自由化”，也不提反对“精神污染”，而且让刘宾雁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对此，张光年都负有领导责任。 早在接到薄一波（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通知后，荣高棠（中顾委秘书长）就向伍修权建议，文学界的情况错综复杂，历史渊源也很深，中顾委历来也不了解，很难介入，这样的会还是由中宣部、文学界自己去搞比较好。伍修权非常赞同，他们把这个意见报告了薄一波，薄也不置可否，于是张光年的生活会就拖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张光年对照那套材料的内容，写了一份检讨报告，交给了伍修权。 后来，在邓力群的一再敦促下，薄一波最终还是应承下来。5月8日，伍修权再约张光年面谈，告诉他还是要开会。 伍修权说：“你身体不好，还是要注意。总的说，你写的稿子（指检讨报告）是个好稿子，有自我批评，但是还不够，还可以再深入些。还是要实事求是，决不要求你写违心的东西。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不要有负担，要放下包袱。” 这次到会的人数比于光远生活会要多些。除中顾委的原班人马以外，来自中宣部、作协以及文学界其他单位的人士，共有20多人。其中有贺敬之、刘白羽、夏征农、欧阳山、朱子奇、孟伟哉、梁光第、阳翰笙、林默涵、马拉沁夫、马烽、冯牧、张僖、唐达成、束沛德、丛维熙、吴祖强、姚雪垠等文化界负责人和知名作家。原来名单中有文化部部长王蒙，但他始终没有到会。 早在3月份准备开于光远的生活会的时候，荣高棠就向会务小组打过招呼，还要准备张光年的生活会。本来，薄一波出于控制范围的考虑，提出凡在外地的人，就不要来京参加会了。但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坚持要求上海的夏征农和广州的欧阳山务必参加。夏征农和欧阳山都是老资格的文学家，也都是中顾委委员。 5月13日，会议在“301”会议室开始，伍修权主持会议。他开始就说：“我们这个会，是中顾委协助中宣部开一个生活会。” 贺敬之马上插话：“是中宣部协助中顾委开会。” 伍修权没有理会，接着说：“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弄清思想。会议的重点是谈张光年同志的问题。也可以有重点地联系其他同志，但不要普遍联系。大人物可以联系，一般人就不必联系了。就是对上边，也就是联系到胡耀邦同志。这算是个界线吧。” 伍修权的这番话，正是针对文艺界复杂的情况提出了要求。 伍修权说完，请张光年首先发言。 张光年的发言重点谈了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和自己的责任。 他说，中央书记处开会审查作协四大的主旨报告的时候，他就说明稿子里没有提反对“精神污染”，但有两处提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解释说，有的同志主张连“反自由化”也不要提，理由是不容易说清楚。但怎样改，还没想好，请中央定夺。经过简短的讨论，最后胡耀邦拍板：“两个都不提，但也不要去批。” 于是，在作协四大的主旨报告中，就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自由化”。 张光年说：“一，我在这个问题上旗帜不鲜明。二，我片面地汲取了文艺界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发生了偏差，对右的危害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危害极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不力，斗争不力。三，我脱离了大的生活实际，对文艺战线的全局若明若暗。忽视了大量灰暗的、以致十分有害的创作和评论在青年中广泛传播，泛滥成灾，没有同这些消极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 接着，张光年对作协四大的选举问题作了说明。 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