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历史.doc

我亲历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历史 　　在拨乱反正30余年的今天，仍有某些年轻史学者研究民盟历史时，不顾历史事实，继续伤害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70余年的“中国民主同盟”，这是非常不利于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的。 我今年已满92岁，已是耄耋之年。我想关于民盟的一些事再不写出来，会对不起历史，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民盟烈士，对不起为成立民盟艰苦奋斗的民盟诸前辈。 解放以后，关于民盟解散问题，由于受到康生、陈伯达极左思潮的影响，片面地曲解历史，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在第四卷《关于情况的通报》的注释上，说什么“民主同盟的一些动摇分子发表了解散民主同盟停止活动的公告”，这完全与事实真相不相符合，其结果使民盟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些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乖违史实，极大伤害了与中共并肩战斗的忠实朋友。 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对这条注释做了校订工作，他们查阅了这一事件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访问了亲历其事的有关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强令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张澜被迫签署解散公告并坚持斗争、民盟盟员转入地下活动及民盟总部的恢复等史实，做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中央文献研究室最后作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考订与修改——关于1947年民盟总部被迫解散问题”的结论（原载暸望周刊1991年第26期）。结论最后明确宣告“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作为民盟中央主席的张澜，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坚持了民盟的政治纲领，立场是坚定的”。 作为亲历者，我想详细地回忆当时的史实。 由于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矛盾日益尖锐。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蒋介石发表“戡乱建国”演说。民盟为了维护民主正义事业，仍然坚持原有主张。 7月9日，我父代表民盟发表谈话，严斥“总动员令”，这就使国民党反动派与民盟之间的矛盾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国民党内政部发言人董显光攻击民盟“通匪”，“执行中共地下路线”，并捏造许多谣言，指责民盟，参加“叛乱”，为迫害民盟制造舆论，形势非常紧张，特务经常在我父的住处四周活动。四川朋友们劝他回川，他惦念着民盟的前途和盟员的安危，决定在上海坚持斗争。我在他身边一同渡过了黎明前的黑暗，他那威武不屈的性格至今仍在我脑海中萦回。 当时，我和父亲等人住在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和成银行一幢小宿舍内，同住的有银行职员。 此时，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已撤回根据地，1947年3月7日交民盟代管其南京和上海的房产。民盟总部即搬入梅园新村30号中共办事处办公。而在上海的部分民盟领导人则到马斯南路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办公。 民盟留上海的中委们常到集益里聚会。到了10月下旬，突然有警察包围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南京民盟总部同时受到监视，留守南京的中委罗隆基来上海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特务也跟着来了。我父虽知环境险恶，生死未卜，但处之泰然，每天下午照常要我陪他出外散步，特务尾随在后，亦步亦趋。 10月27日上午，民盟在沪中委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十多人聚集在我父亲房内开会，为了弄清情况，抗议特务监视，保障民盟的合法地位，决定派代表黄炎培、叶笃义与在南京的罗隆基三人同国民党交涉，叶笃义当晚先去，黄炎培第二天乘早车前往。在车上见报得知，国民党内政部发言人董显光在报上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处理”。父亲也看见了报纸，已无法与他们联系。车到了南京，罗隆基、叶笃义早守候在车旁，三人匆匆忙忙到美国使馆，见到司徒雷登。司告诉他们解散民盟是蒋介石下令的，他不能更改。 后来，上海警察强占了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强迫办事处人员全部撤出。沈钧儒和几位同志也搬到集益里来住，大家静待着南京的消息。 11月4日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三人在特务“护送”下回到上海。我们住房楼下客厅和门前立即聚集了大批特务。 11月5日上午9时，父亲又召集在沪中央委员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史良、张云川、陈新桂（列席，在膝上作了记录。解放后，民盟内部发生争论，他将记录交给周新民，此记录交周新民后，如石沉大海。）在集益里开会。不知什么原因，在上海的章伯钧没来出席会议，后他不辞而别去了香港。 会议先由黄炎培报告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经过，罗隆基、叶笃义相继发言。他们在南京争议之点，在于民盟坚持自己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政府如欲取缔，必须公开宣布解散令，而国民党则要民盟自行宣布解散，如果民盟不自行宣布解散，就要逮捕民盟全部中委，各地盟员也要登记。蒋介石派他的亲信C.C集团头子陈立夫办理此事。陈立夫约三人谈话，强逼黄炎培一人进屋执笔写解散“公告”，写好后立即交陈过目。临行特别叮嘱要求将公告的稿子带回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由主席张澜签名发表，一字不能改。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