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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搭建了一个中立平台去解决问题 　　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ISC）是诞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国际环保公益机构，在世界20多个国家开展过90多个项目。2007年ISC进入中国，先后在广州、北京、上海设立了地区办公室。作为一个美国背景的NGO，ISC似乎懂“中国特色”，几乎所有的项目都特别注重与中国各方，包括政府、企业、学术界、公益组织一起合作，其在扬州的低碳社区项目，还得到了扬州政府划拨的2000多万专项建设资金。一个国外NGO怎样融入中国扎根发展，这是大多数机构会面临的“梗”。在这方面，ISC的经验值得借鉴。 借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主席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来中国之际，本刊记者和他详细探讨了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的“中国特色”，乔治·汉密尔顿告诉记者，在进入中国之前，他花了整整一年来了解中国。 谨慎探底 可持续社区发展协会（以下简称ISC）从何时开始进入中国？ 我2006年来到中国，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了解中国的情况，走访了100多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高校，希望能确立在中国的环境健康、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资源能效等领域提供真正的支持和影响的工作策略。2007年ISC在中国注册，参照美国已有的发展模式，再结合中国本土情况，在有限的资源下开展工作。那段时间我遇到了很多充满激情的NGO组织领导者，但是我发现有的NGO的能力还是有限。NGO有很多类别，在北京等地方有不少发展成熟的组织，但在广东就相对较少，特别是一些独立的组织相对较弱，缺乏足够的外部资源和经验。 你们来到中国，选择怎样的方式与政府和民间组织合作？ 我们向来倾听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政府的、社区居民的、NGO组织的以及企业的声音，了解之间的联系后，提出我们的工作策略，聆听他们的建议，但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人们认可我们所提供的支持是因为我们保持立场中立，一切为了解决问题。我们搭建了一个中立的平台去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ISC的角色是帮助本地机构更容易做到正确的事情。也许15、20年以后，当这些机构都拥有了相当的能力时，我们便能功成身退了。 目前，我们主要工作在能力建设。比如我们在支持工厂可持续发展方面有一个很好的项目，一方面能综合地帮助工厂解决环境、健康与安全的问题，一方面提供方法和工具帮助他们实施可持续发展生产：我们向工厂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让他们有能力和途径去提高资源利用率；每年接受我们培训支持的工厂员工有几千人次。而当政府或者国际品牌向工厂施加压力，敦促他们改善环境和条件时，他们能懂得如何做到。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帮助工厂有能力更容易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你们在江苏和广东提供怎样的培训？ 我们在江苏和广东两省开设了“环境、健康与安全培训中心（EHS）”，选择这两个省份是因为有许多跨国企业在这里设厂或者他们的供应商在这里设厂，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与许多跨国品牌都建立了合作关系，那些企业无论在哪个国家进行生产活动，都会积极履行工厂能效评估，推动他们的供应商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与我们的意愿吻合。通用电气、阿迪达斯、沃尔玛等企业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在中国的分公司或工厂非常配合我们的国际工业能效培训和推广（中国项目），他们的管理人员还与ISC工作人员、能源专家一起为中国其他公司的管理人员提供能源管理培训。 在江苏，我们先后和四五个城市的市长以及其他官员洽谈过能源管理、环境管理的项目，我发现中国的官员很有热情和动力去做项目，但是他们希望我们能提供直接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期又一期的培训，我想这就是中国和美国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吧。 目前，你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我认识到，在中国，政策不是主要的问题，如何执行政策才是。有的省份根本达不到中央政府和法律规定的环境指标，例如减少碳排放的指标。我们那时候意识到，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帮助各省各地提高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而我们选择在广东省率先开展与企业、政府、民间组织的合作，是因为广东省工业化水平非常高，被誉为“世界工厂”，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高；同时，我们了解到广东省相对开放包容，允许我们在这里进行与节能环保有关的试点项目，因此将广东设为我们的第一个试点省份再合适不过了。 在广东我们发现工厂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和能源消耗的主体，会由此产生许多环境健康问题。工厂的碳排放与污染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城市则是一个涉及未来的问题。于是我们将工厂和城市确立为我们工作的重点方向。 环境问题就是全球问题 可持续社区应该能为社区成员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这需要健康的生态系统、良好的管理体制和经济安全，目前中国的情况如何？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转型，这从中国的政策变化可以看出来。比如说，越来越多的政策关注环境健康、粮食安全、水污染领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