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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反腐公共领域属性演进和界限 　　摘要：网络反腐成为2012年备受关注的话题，其密度之大、范围之广是以往类似事件不可比拟的。学界近年来展开了有关网络反腐问题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但是缺少有关网络反腐的本质问题研究。本文从网络媒介公共领域问题入手，界定网络反腐的“公共领域属性”，通过考察网络反腐公共领域属性的演进，探究网络反腐的本质问题以及当下网络反腐的界限。 关键词：网络反腐；公共领域；演进与界限 中图分类号：G208 文献标识码：A 今年网络反腐现象备受关注，在“近一个月，包括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副部级）在内，已有9名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其中雷政富、单增德、李亚力3人缘起网络举报。据统计，今年以来，有5名厅级官员因网络曝光被调查，目前已停职或免职，其中3起发生在十八大之后。”在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的当下，网络反腐的速度与党和政府处理问题的力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网络反腐研究已经逐次展开，大多着眼于宏观层次的研究——网络反腐的现状描述、传播规律等方面，以及微观层次的个案研究——因果解释、背景分析等方面，而较少深入涉及网络反腐的本质问题，并缺乏系统论述。根据已有成果可知，网络反腐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特殊传播属性的意见交往活动，表现为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的耦合。因此，对网络反腐本质问题的把握应该从网络反腐的传播属性人手。传播学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学派），对媒介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进行过长期的专门研究，并得出一系列具有世界范围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因此，本文将主要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系，着力探究网络反腐的传播属性，尝试对网络反腐的本质问题进行初步论述。 一、公共领域理论的引入及网络媒体公共领域的界定 （一）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他在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同时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探讨了公共领域问题。他考察的社会，是与希腊、罗马一脉相承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他依据的历史，是西方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基督教民族与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公共领域理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引入中国，在学术界迅速引起了一些反响，但真正引起大范围关注则在本世纪初。有研究者将此归因于哈贝马斯2001年来华讲学，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将此归因于互联网的高速度、大规模的发展与普及。哈贝马斯曾经特别告诫研究者，不要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概念与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随意运用到其他历史语境中去。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曾经存在过的乡校、太学、书院等实体组织，仅具备某些公共领域特征，与哈贝马斯描述的公共领域有本质区别；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的公共领域的作用一直处于不完备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态逐步有所改善，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网络媒介的普及，是促进中国公共领域出现、成熟并完善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网络媒介公共领域属性的界定 “从QQ上或者聊天室里，我们可以大胆地用假名说真话，而不用担心搞砸……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阅读电子公告牌上的信息，也可以留下信息给其他的使用者阅读”，“我们认为随着网络这一新媒体的出现，网络公共空间优于其它大众传媒公共空间，甚至比布尔乔亚公共空间更胜一筹。”CNNIC最新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上网人数已经达到5.38亿，网络空间已成为中国人的重要公共领域。如果说，中国老百姓在使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方面还有某些客观等障碍或主观顾虑，那么5.38亿网民对网络媒介的使用则基本上排除了这类障碍或顾虑。作为私人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在网络空间里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网民觉得这种公共讨论即使不一定受到体制化的保护，但至少可以受到网络媒介匿名性的保护。有关网络媒介与公共领域问题的国内研究者普遍认定，网络媒介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为接近哈贝马斯定义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形式，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相比以往的各种存在形式来说，网络媒介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 就严格意义而言，公共领域概念只能存在于欧洲的历史语境，在言及中国特色的公共领域时，我们所指称的，实际上是中国的某种“准公共领域”形式。所谓准公共领域，是具有形成公共意见的基本属性，但在“公共领域属性”方面又存在某种欠缺的公共领域形式。“公共领域属性”是本文将要引入的核心概念，我们首先对其加以说明。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将“公共领域”界定为六个层次：1、公共领域的基本功能是形成公共意见；2、公共领域的运行原则是向所有公民开放；3、公共领域的运行方式是：形成为公众的人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对话；4、公共领域的保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