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德太沉重-myweb-东吴大学.doc

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台灣新世代的道德信念：父之過？師之惰？ 吳明燁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mwu@scu.edu.tw 周玉慧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jade@gate.sinica.edu.tw 發表於 2007年台灣社會學年會 11月24-25日 中文摘要 一百年前，涂爾幹在人類進入世紀交替之際，強調「道德教育」（理性道德）的重要性，他認為道德不僅是社會成員之間「善的義務」，也是社會整合必要的紀律。如今我們再度面臨轉型時期，道德做為判斷「是非對錯」的社會標準，雖引發許多不同觀點的爭議，但它在人格養成的社會化過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卻是無庸置疑的。過去有關道德哲學的討論不少，也已形成相當一致的對話模式，但是道德社會化的研究卻相當缺乏，對於現況的探查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擬運用長期追蹤之實證研究資料，先以儒家的倫理觀為藍圖，描述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及其發展狀況，再從社會依戀的觀點，比較分析家庭與學校這兩個社會化機構對於青少年道德信念的影響。 本研究之分析資料主要以高三階段之有效樣本為基礎，再合併國中階段的資料，合計樣本數為1823人。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新世代道德信念不強，但仍符合傳統儒家重視孝道的倫理觀。而在道德社會化的過程中，父母和老師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兩者的影響方式不同，親子互動貴在親密性，而師生互動則須特別注意「一視同仁」的公平性。此外，家庭凝聚力與班級凝聚力也對於道德信念具有正面的影響。 關鍵字：道德社會化、道德信念、社會依戀、互動、凝聚力 前言 一百年前，當歐陸國家遭逢社會轉型而出現脫序問題時，涂爾幹強調「道德教育」（理性道德）的重要性，他認為道德不僅是社會成員之間「善的義務」，也是社會團結必要的紀律；就像神經系統之於生物體的功能，道德將原本「各司其職」的個人與群體連結一起，如果這個社會神經系統失靈，個人與社會都將陷入生存危機（Durkheim,2003）。在涂爾幹的眼中，道德具有社會整合功能，是個人與社會連結的重要機制，更是當時歐洲社會亟待重建的社會工程。一百年後的今天，人類再度遭遇社會轉型的考驗，「人際遊戲」(“games between persons”)取代過去「個人與制度對抗」，變成了人們生活的重心，我們面對的不再是分工之後如何整合的問題，而是自主自決的公民彼此如何溝通與合作的問題（Inglehart Baker, 2000）。 在這個新的轉型時期，道德做為判斷「是非對錯」的社會標準，雖引發許多不同觀點的爭議（汪宏倫，2006），但它在人格養成的社會化過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卻是無庸置疑的。在「個人與制度對抗」的時代，道德的終極目標係保障社會功能的發揮，遵守道德規範可喻為一種制度性的「義務」；但是到了「人際遊戲」時代，權威不斷面臨解構的局面，道德不免也成為亟待解除的包袱，協商取代義務成為社會互動的主流形式，所以道德轉變為一種協商的基礎，依舊有其重要性。過去有關道德哲學的討論不少，也已形成相當一致的對話模式，但是道德社會化的研究卻相當缺乏，對於現況的探查更是少之又少。本文擬運用實證資料，分析家庭與學校這兩個重要的社會化機構如何影響台灣青少年的道德信念。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一方面可以檢視年輕世代對於道德規範的看法是有共識的還是分歧的，期為日益嚴重的社會失序現象提出可能的解釋方向，另一方面，青少年階段正是道德發展的關鍵時期，道德信念能否超越利己動機而提升至嘉惠社群的層次，可做為角色轉換的觀察指標（黃文三，2001），並藉此洞察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結。 社會科學對於道德的論述雖然不少，卻沒有發展出一致的概念與內涵，不同學科各有其觀點（Shelton McAdams, 1990）。以過去二、三十累積的研究成果來看，延續Kohlberg理論觀點的心理學研究可稱是道德研究的主流，他們從「正義觀」與「階段論」為道德定位，把道德視為個體對於正義的認知，並假設這個認知發展將隨著心智成熟而止於「至善」（黃光國，1998）。社會學則承襲涂爾幹的觀點，認為道德不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而是社會學習的結果，相對強調社會化機構對於兒童的影響力（涂爾幹，2003）。長期發展下來，雙方的道德研究幾乎呈現各說各話的局面，少有交集。事實上，社會化理論雖然強調結構因素的影響，但不能忽視個體差異與環境互動所引起的交互作用。因此，把「階段論」的觀點引進社會化研究，同時從認知發展特質與社會化機制兩方面檢視青少年階段的道德信念，更能顯現個人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嘗試整合以上兩個觀點，由此提出基本的分析架構。 從社會化的觀點而言，個人的道德信念乃是社會價值投射所產生的個人信念，具有濃厚的文化特色。西方的道德觀，包括涂爾幹與Kohlberg的理論在內，獨尊「理性」的普遍原則，講求公私分明的紀律，並且刻意排除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