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政策下同群效应对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docVIP

“三权分置”政策下同群效应对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 本文以崇州市14个村221户调查数据为基础，了解了当地的土地流转情况，建立Logit模型，系统地分析 “三权分置”政策实施下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口数量、对三权分置政策的了解程度、家庭非农业收入、是否享有养老保险、受教育年限、用地企业预期租金、礼金支出等因素对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做出土地是否流转的决策中存在同群效应。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并基于同群效应的视角下为土地的健康有余流转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关键词 “三权分置” 土地流转 农户决策 同群效应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分散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逐渐不能适应现代农业规模化、市场化、信息化的特点。[1]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也使得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农民将农村的原有土地流转给他人，使得承包主体与经营主体相互分离，“三权分置”应运而生。为了科学界定三权内涵，促进土地流动形成规模经营，2016年10月《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充分发挥‘三权’的各自功能和整体效用，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平等保护的格局”。为了顺利推行“三权分置”政策改革，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本文以四川省崇州市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同群效应视角，实证分析了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促进土地流转，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创造前提条件。 　　一、理论分析与因素假设 　　（一）“同群效应”视角下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理论分析 　　同群效应是指个体在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会受到条件相同或相似的其他个体的影响而做出相似的决策。社会网络作为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而中国农村具有天然的社会生活网络，农户的行为由此产生模仿或者跟随的特征。[2]“同群效应”可大致分为相关影响、外生影响以及内生影响。[3]相关性影响是指农户因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个人特征或生活环境而具有相似的行为。比如当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土地所处位置都是平原或丘陵时，农户所做出的流转土地的行为很大可能是相同的。外生影响是指整个农户社会群体的外在特征引起的内部农户成员相似的行为。当该地区的大多数农户的非农收入普遍高于农业收入，农户会普遍愿意流转。农户内生影响是指农户的行为会随着整个农村社会集体行为的变化而变化。 　　（二）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假设 　　第一，农户家庭禀赋。根据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可知，农地流转有四个参与主体：地方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地企业和农户。[4]农户作为土地流转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参与者，有必要关于农户的自身特征对土地流转的影响进行重点研究。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将土地视作生存的基础，并认为是年老时期的重要生活保障，并且相比于年轻人，年纪越大的人从事土地耕作的时间越长，恋土情结更为严重。并且年纪大的农民外出务工机会减少，为了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来源，流转意愿更加不强烈。而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户，非农就业的能力与稳定性更高，并且能够综合自身优势以及市场行情做出更符合市场化与信息化的决策，因此相比于未受过教育的农户有更大的流转意愿。当农户的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越多时，对于土地耕作的压力与花费的精力更少，所以流转意愿更小。当农户的生活保障方式比较单一时，农民表现较深的恋土情结，更加重视土地的保障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5]本文以家庭非农业收入为生活保障方式的衡量指标，当家庭非农收入越高时，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小，更易流转。而“三权分置”作为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有理由相信，对三权分置了解度越高的农户，流转的可能性越大。基于以上分析，得出假设1 ～ 5 　　H1：农户年龄对土地流转影响为负。 　　H2：农户受教育年限对土地流转影响为正。 　　H3：农户家庭劳动力人口数量对土地流转影响为负。 　　H4：农户非农收入对土地流转影响为正。 　　H5：农户对三权分置政策了解程度对土地流转影响为正。 　　第二，用地企业。基于“理性人”假设可知，农村土地的流入方即用地企业作为经营决策的主体，不会感情用事且精于判断和计算，主体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用地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进行收入与成本的衡量，对土地的预期收益越高时，用地企业租入的意愿更加强烈，所给出的预期租金越高，农户也更偏向流转。但当农户用地离中心城镇距离越远时，用地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的采购、运输、销售都会增加运营成本，流转可能性越小。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6～7。 　　H6：用地企?I预期租金对土地流转影响为正。 　　H7：土地离中心城镇距离对土地流转影响为负。 　　第三，社会保障。随着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