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外汇管理新格局.docVIP

五问外汇管理新格局 　　顺应中国经济基本面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外汇管理方式需要转变，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对规矩的明确将影响到可操作性。 　　3月1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在外汇局下属的《中国外汇》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个跨境资本流动从平稳流入到持续高涨，再逐渐回落、逆转的完整周期；从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中国的国际收支从持续“双顺差”进入到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新格局。 　　在方上浦看来，由于国内居民财富积累，企业国际化水平提高，外币外债去杠杆基本完成，当前中国资本流动的格局与资本被动流出有着本质不同。 　　顺应中国经济基本面与跨境资本流动的变化，外汇管理方式也需要转变。 　　方上浦认为，“便利化”与“防风险”是当前管理的两块基石。基于此，下一阶段的外汇管理工作将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建立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制；二是完善微观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三是建立健全开放、有竞争力的境内外汇市场；四是夯实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体系。这勾勒出了中国外汇管理政策将来的行动指南，值得业内进一步思考。 　　如何认识必要性和紧迫性 　　与方上浦观点类似的是，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2017年2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CMRC例会上指出，短期来看，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正从偿还外债转变为境内居民资产配置。虽然人民币的单边贬值恐慌情绪得到了修正，不过，外汇管理政策的转变仍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即将陆续出台，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2017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减反增。经过“补课式”的调整，人民币是否显著高估也需要重新评估。 　　结合前述内外部复杂环境，加上海量信息借助网络传播越来越快，微观主体运行机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使有管理的汇率浮动能有效应对资本外流，有关部门仍需探究公众沟通的艺术，引导市场预期，降低政策实施成本。 　　方上浦在撰文中指出，外汇局将对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并完善相关的工具。 　　就对外沟通的角度来看，如能明确工具箱，对于预防民间非理性的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再度抬头、震慑潜在的做空人民币的力量或许会有积极的作用。 　　如何看待对外投资增长 　　方上浦提到，目前国内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投资配置，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70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 　　如何看待对外直接投资高增长，直接关系到如何应对资本账户逆差的“新格局”。 　　外汇管理两大基石当中“防风险”相对好理解，至于“便利化”，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孙炜认为是要求服务实体经济。 　　从深化供给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外汇监管部门支持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通过产能转移的方式“去产能”；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跨境并购先进技术“补短板”。 　　但管涛认为，资本外流当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超越了基本面的因素，不是企业正常的“走出去”行为可以理解的，对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监管部门对于这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成因或许还需要有更加深入的分析。 　　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2016年12月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猜想，以中国资本存量之高，资本输出既合理也难免。以下仅以中美两国的情况来进行对比。 　　用当年的资本形成总额扣除折旧作为国民经济的年净投资额，经GDP价格指数调整再累加，以此估计一个国家投资的容量。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净投资不断上升，并在2007年超过美国，而美国净投资额从2006年见顶之后迅速下降，资金涌入房地产与证券市场，企业资本支出较低，目前净投资额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2015年，若以当年美元/人民币平均汇率6.35折算，中国净投资额约为美国的4.1倍。 　　根据宋国青的估算，中国资本产出比在金融危机前低于美国，到现在已经远超美国，意味着投资回报率相对于海外下降，或者仅仅是预期下降，于是逐利的资本流向预期投资回报率更高的地方。以中国过去两年资本输出的速度，依然难以缓解境内资本产出比快速上升。 　　这是理解跨境资本流动背后经济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当然，如此估计资本存量学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宏观逻辑与微观行为的因果也不一定是必然的，但至少一定程度上对应了方上浦所说的中国当前不是资本被动流出。不过，宋国青进一步指出，境外承接中国资本输出的容量也是有限的。 　　理解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另一个逻辑需要跳出宏观经济学。世界银行每年年底发布下一年度的全球经商环境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