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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告状”的背后 　　6月8日,赴德国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的胡锦涛主席,在海利根达姆面见美国总统布什#65377;这是半个月前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65380;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赴美参加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以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再一次见面#65377; 　　 　　分别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和最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双方之间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无不被关注#65380;聚集#65380;放大#65380;议论#65380;传播#65377;比起过去的政治关系和安全考量,目前人们更关注的是经贸关系#65377;正因为双方的经贸关系规模巨大#65380;联系紧密,其中的摩擦就尤其引人注目#65377;正如吴仪副总理在对话闭幕式上所说,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65377;要妥善处理这种关系,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不断向前发展,需要我们有智慧#65380;有胆识#65380;有能力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本着平等协商#65380;互利共赢的原则坦诚地开展对话和交流#65377; 　　去年12月,在美国财长保尔森建议下,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65377;但进入2007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负面消息不断#65377;2月,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状告中国贸易补贴政策违背规则#65377;3月,美国宣布对中国生产的铜版纸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65377;4月,美国决定将中国知识产权问题#65380;出版物市场准入问题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65377;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表示,中国将按照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积极应诉,奉陪到底#65377;5月,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1名成员写信给吴仪,要求中国在人民币升值#65380;金融服务自由化#65380;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做出实质性承诺,否则将出台议案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65377;42名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向布什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对中国“不公平的人为操纵汇率”采取行动#65377;就在胡锦涛主席赴德国出席G8+5对话的同时,6月5日至8日,在世贸组织总部日内瓦,由商务部牵头的中国谈判小组,与美国贸易办公室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知识产权谈判#65377;在美国国会关注的对华问题中,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位居前两位#65377;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请三位学者解读一下“对话”和“告状”背后的东西#65377;这次解读仍从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始,因为正如吴仪所说,对话提供了一个好的合作平台和机遇#65377;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充分利用这一合作平台,全面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65377; 　　――编者手记 　　 　　为什么有了战略对话机制, 　　摩擦却好像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世界发展研究所 　　副所长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举行时,我正在华盛顿,与美国方面负责这次对话的一些官员有些接触#65377;美国财长保尔森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发起人,美国财政部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评价很积极#65377;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人对这种对话的评价不一,国会的评价就不那么乐观#65377; 　　我想先介绍一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背景#65377;去年年中保尔森出任美国财长后,想有所作为#65377;他意识到中美经济之间的依赖性很大,知道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和企求都比较大,他和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又特别好,就想利用他的背景和所拥有的资源,让布什政府在中美关系中占有主动,找到一种不让国会总是批评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办法#65377;因此他主动提出了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建议#65377;他的主要出发点是:当前中美关系随着双方经贸依赖性的增大,它们之间的摩擦也日益增多#65377;国会中的那些议员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多,这样反过来摩擦也就更多#65377;他提出举行战略对话,实际上很大程度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他可以向美国国会说:“你看,我们政府是在做这个事情#65377;”他认为,与中国经贸关系摩擦多不是短期能解决的#65377;与其今天提出一个问题#65380;明天提出一个问题解决不了,还不如把中美经济关系设在一个框架里面,在这个框架内设定一个目标,然后慢慢地解决这些问题#65377;这样国会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65377;这就是它的背景#65377; 　　但是这个对话的负面影响在于,它使一些议员的期待更高#65377;现在他们认为政府的高层有了这样一个对话,就应该解决所有的问题#65377;但是,中方认为对话是战略性的,是解决长远问题的#65377;而且,中美之间的各种对话渠道很多,贸易谈判有贸易谈判的渠道,不应该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老纠缠贸易问题#65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