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洋自重”和“借光自照.docVIP

“挟洋自重”和“借光自照 　　[内容提要] 1924年泰戈尔访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1999年，德里大学“泰戈尔教授”西斯?古马尔?达斯(SisirKumar Das)受国际大学之托，整理出版《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Rabin-，dranathTagore：TALKS IN CHINA)一书，为读者提供了泰戈尔1924年在华讲演的详细记录。本文对此书加以文本细读，重新反思泰戈尔访华的意义，并认为这一历史事件透视出当时中国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复杂心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投射，以及当时中国思想界对待外来文化时的偏颇。 　　[关键词] 泰戈尔　《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　本土文化　外来文化 　　1924年泰戈尔访华至今，已经八十余年了。这件事在泰戈尔的人生经历中固然重要，但它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他在中国的讲演也在印度和中国结集出版，并一版再版。泰戈尔回国后，伯斯经手的加尔各答“阿龙诺德伊艺术出版社”在同年即出版了《在中国的讲演》一书。令读者感到蹊跷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后不久就从书店撤走，1925年又出版了一本经过极大修改的新版本，经手人是泰戈尔著作的出版者之一毕斯瓦斯。1999年，德里大学“泰戈尔教授”、著名的孟加拉文学学者达斯受国际大学之托，把两个版本整理为一本《泰戈尔在中国的讲演》，为读者提供了泰戈尔1924年在华讲演最详细的记录。本文所引用的有关材料，多译自此书，希望能为学界提供一些参考。 　　 　　一、中国知识精英寻找黎明 　　 　　1924年泰戈尔访华之时，正是中国国危民难之际。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军阀混战。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多数投靠帝国主义分子，不顾中国的前途，只想求得帝国主义的庇护。帝国主义国家乘机扩展在中国的势力。孙中山在南方正努力重整旗鼓，力图北伐。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但已经成功地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统一战线。当时全中国的任务是鼓励和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高潮。 　　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知识精英对西方文明的崛起发现较晚，这有一个复杂的背景。康熙、乾隆时代，随着《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综目》的编纂以及《二十四史》的审定、《十通》的出版(其他经史子集大批面世)，中华文明达到一种关起门来的“黄金时代”。那时中国在科技方面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而中国知识精英却依然对中华文明自我陶醉。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部分中国精英觉醒而企图振兴中华。他们一方面认识到需要学习西方文明的“先进”性，逐渐从“器不如人”的感觉发展成“技不如人”，最后认识到“制不如人”；另一方面也感觉到中国统治机制腐败，在责怪满清政府的同时，也深感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包袱的沉重。1912年孙中山的《大总统誓词》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以《誓词》中可看出，中国当时“国民之公意”集中到政治的翻天覆地斗争上来，文化也只能为这一政治中心服务。而建立“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又主要是从西方文明中吸取灵感。孙中山后来进一步发展了更为具体的中西合璧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达成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更从马列主义中吸取灵感。此时的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正深入展开一场东西文化的激烈论争。 　　泰戈尔对当时中国知识精英的这种激烈论争并不完全了解。他只知道，全世界的大潮流是传统文明向现代化过渡。他来到中国以前，已经在全世界许多国家讲演过。他讲演的内容主要是自己亲身所感受的东西方文明的异同。他到中国，当然会表达自己对平生所见的西方文明的优点和缺点的看法，又从这一角度意识到像印度和中国这种有古老文明的国家，不应该“全盘西化”，而应该发展出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自信心，深刻认识东方文明在建设未来世界中的积极作用。他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说： 　　“我们应该从昏迷中站起来证明我们不是乞丐。这是我们的责任。到你们自己家中去找寻有不可磨灭的价值的东西，这样你们就能够自救，就能够拯救整个人类。我们东方人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模仿西方。我不相信这点。西方所产生的只是为了西方本地。但是我们东方人既不能借来西方的头脑，也不能借来西方的脾气。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己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 　　西方已经尝到剥削的果实而丧失道德。我们却必须用人类道德的精神力量来战斗。我们东方人从来不敬仰杀人的将军或者撒谎的外交官，我们只敬仰精神领袖。只有通过他们，我们才能得救，也许完全不能得救。武力最终并不是最强的。那力量将使自己毁灭。机关枪和扔炸弹的飞机把人们碾得粉碎，而西方也在自己的灰尘中沉沦。我们不要效法西方的竞争、自私、残忍。” 　　从内容上看，泰戈尔这番话无可厚非，但是并不是北京的知识界、文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