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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工官及中国社会早期的匠作制度 　　摘 要：在中国社会早期，艺术并没成为纯粹精神的事业，所谓的中国艺术和工艺史，基本上是被工匠阶层主导的历史。在这一背景下，厘清中国早期百工、工官的职业特性，以及由此形成的匠作制度，就成为中国工艺、艺术和美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从史籍看，自传说中的尧舜时代至夏商西周，工匠以其区别于一般体力劳动的专业技能，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因此使美与艺术创造被赋予了制度形式。工匠在百工和工官之间的身份游移，是其工艺创造的价值无法在国家与个体、神圣与卑下之间进行确切定位的原因。与此一致，工匠作为当时兼具劳力与劳心的社会中间型群体，预示着他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与艺术、器具与观念混搭的人居世界。这种混合反映了当时美和艺术的非独立性，但却为后世艺术向纯粹精神的抽离提供了背景。 　　关键词：中国美学史；中国艺术史；百工；工官；匠作制度 　　中图分类号：K223；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5）03-0102-08 　　现代以来的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研究，已将其历史起点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但是，中国美学和艺术真正获得白觉的历史却相对短暂。学界一般认为，它的独立到魏晋时期才真正完成。这种现象说明，所谓中国社会早期（先秦两汉）的工艺、艺术和美学史，其实是美和艺术的前历史。技术、工艺与艺术的混合，美与政治、伦理的一体关系，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现实状况。与此一致，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真正的艺术家，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构成了艺术创造的主体，由这一阶层创制的工艺性器具则是美学和艺术史研究的最重要对象。 　　一般而言，对一个时代美学和艺术状况的考察，其切人点不外三种：一是艺术家；二是艺术作品；三是艺术接受。目前的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的器物遗存，如玉器、陶器、青铜器等，美学史则集中于从《尚书》到战国诸子遗存的艺术鉴赏和理论反思文献。也就是说，在艺术作品和艺术接受方面，先秦艺术史和美学史研究体现出高度的丰富性和饱满性，相对薄弱的环节则在于美和艺术的创造者即艺术家这一侧面。从历史看，艺术创造者之所以在中国早期美学和艺术史中几近缺席，一是因为当时的匠人阶层徘徊于官民之间，无法为时代的审美和艺术精神提供超越性目标；二是因为工匠劳动作为技术、工艺和艺术的杂合，无法从中剥离出纯粹的美和艺术。但是，在当时的各种社会群体中，匠人阶层又毕竟最接近艺术家。就此而言，为了避免将那一时代的美学、艺术或工艺史被写成一种主体缺席的历史，补上百工、工官以及相关的匠作制度，就显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要性。 　　一、“百工”初义 　　在古汉语中，“工”兼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多重词义。作为名词，它指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及其从事的技术性工作；作为动词，它指人某方面的技术专长；作为形容词，则指人技艺的专深或精巧。将这些词义连缀起来看，作为“工”的劳动区别于一般体力劳动，它包含人的智力和技术因素；作为技能，它具有专业性，从而与无分工的原始劳动相区别。同时，分工的存在意味着他的劳动成果并不是直接为人的生存提供满足，而是要通过交换来完成。这意味着在劳动与人的生存建立的关联中，它不是直接的关联，而是间接的关联。或者说，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它属于对最终成果的间接生产，而不是直接生产。它生产的是使人类活动得以更顺利进行的工具，而不是生产对象或劳动成果本身。比如，人靠农具与土地的直接对话生产出粮食，但这种劳动不生产粮食，而生产使粮食得以生产的农具；人靠食物满足生存需要，这种劳动不直接生产食物，而是生产盛装食物的器皿等。据此来看，人类存在着两种生产：一种是直接生产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一是，生产出产这种生活资料的器具。在中国古代，第一种生产的丰体主要是农民，第二种生产的主体是工匠。所谓“百工”，就是指这种对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产生辅助功能的群体，他的价值在于使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变得更便捷、舒适或更有效率。当然，也正是这种生产的问接性，使百工的劳动与彻底的实用性劳动拉开了距离，具有了向美和艺术转进的可能性。 　　在中国上古文献中，关于“百工”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如《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益稷》：“（舜）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按照后人的一般理解，这里的“百工”并非指工匠，而是指“百官”。这种解释似乎意味着，根据《尚书》中的史料研究中国的工匠或工艺史是有问题的，但事实上，它却恰恰揭示出中国上古时期“工”“官”身份的重叠性，也意味着在“工”尚没有成为专指性概念之前，它有更广泛的表意空间。或者说，中国最早的“官”正是因为他专业性的管理职能，而被称为“工”；中国最早的“工”则因为他为人的生产和消费活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