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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边缘到中心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 　　[内容提要]本文简要地论述了气候变化在美国从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历程，并分析了自1989年以来美国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本文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在美国政策议程中经历了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现已被美国当作21世纪国际安全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安全议题之一。 　　关键词：美国外交　气候变化　国家安全 　　 　　如果说安全的含义在冷战时期主要指军事因素、在后冷战时期主要指经济因素的话，那么如今它的含义已扩展到气候变化领域。“气候变化不仅威胁经济发展，而且将严重影响国家安全。”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着空气质量、淡水资源的分布、海平面的上升、农业产量、生物多样性、能源使用、飓风台风等恶劣天气的多寡等，对人自身生活环境及国际关系带来显而易见的冲击。“气候变化是影响人类福祉的深刻而迫切的威胁。”本文拟从气候变化在美国作为安全问题受到关注、进行深入探讨，以及气候政策演变这三个进程分析气候变化在过去20年的美国安全与外交领域中从边缘到核心的演进过程，展现气候变化将成为国际安全研究及实践中的核心要素的总体趋势。 　　 　　一　“气候变化”引起“安全”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最初是作为环境问题而由科学家讨论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文章较早也大多出现在科学类杂志上。1970年代有人开始将环境、气候变化、外交和安全等问题联系起来，直到1988年，“气候变化”问题才逐渐引起了大众关注，有了上升为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可能。从1970到1988年堪称是“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安全领域的“引起关注”阶段。 　　作为“遏制思想之父”的乔治?凯南较早观察到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的关联性。在1970年发表在《外交》的文章中，他呼吁国际共同体关注地球生态问题，应当设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应对环境问题，其职能包括提供足够设备收集、储存、检索、传播涉及环境问题的信息，协调促进国际层面的研究与实践行动，建立涉及环境问题的国际标准，并为达到此标准而向单国政府或地区性国际组织提供建议与帮助。由于环境问题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导致的，所以它们应在解决此问题上承担主要责任。而国家利益的妥协过程也将会在国际层面反对环境恶化的斗争中发生。凯南在近40年前极富远见地看出了国际关系中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及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随后，更多学者开始把环境问题与“安全”、“政治”议题联系起来，比如1971年福尔克(R.Falk)在其专著《这个遭受威胁的地球》中把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称为“生态政治”，强调其迫切性和危机性，因为“生态政治的第一规律”是“尚存的适应气候变化的时间、适应的可能性，与适应进程相伴随的暴力性冲突的程度、创伤的程度、强制性的程度之间呈现的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变化速度越快，进行适应的时间就越短，气候变化的影响就越是危险。” 　　直接把气候变化和国家安全相联系的重要文章发表在1977年。美国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分析家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在其《重塑国家安全》的研究报告中强调，“现在对安全的威胁或许更少地来自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而更多地来自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减少的石油储备以及日益恶化的地球生物体系威胁到世界各地的安全，而人类对环境的过分索取威胁到人类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从渔业到农作物生产、从森林再生到经济稳定、从能源生产到能源使用等等。面对气候变化等相关“威胁”，布朗提出，裁军与进行预算再分配是重要的对策。 　　1980年代末期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全球变暖现象日益明显。环境保护署、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其他许多科学团体发布了大量的报告，勾勒出可预测的温度的增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处在上升之中。面对1980年代科学界逐渐形成的关于全球变暖趋势不可避免的共识，1987年由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题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首次在官方意义上使用了“环境安全”一词。 　　1988年是“气候变化”等问题作为安全、外交问题引起公众关注极其重要的一年，美国国内和世界都发生了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大事件。 　　1988年是美国极为严重的干旱年，提供全美粮食的核心生产地带受到沉重打击，密西西比河下降到1872年有记载以来的最低水位，而城市区域则出现酷热现象。美国国会对气候变暖的后果感到震惊，并就此举行了听证会。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应邀到参议院陈辞。汉森从1981年至今一直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of Space Studies)主任。他从1970年代初就和同事用计算机编程方式研究卫星预测天气的准确性，尝试建立预测气候(而不仅仅是天气)的模式。经过数年研究，他与同事不断完善程序，最后不仅能预测出二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