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二胡协奏曲创作.docVIP

20世纪80年代的二胡协奏曲创作 　　中国二胡协奏曲的创作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6年，俄国犹太裔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1894―1965）首次采用了二胡与交响乐队的形式，根据其自创歌剧《杨贵妃暮景》中的曲调创作了由6首曲子组成的二胡套曲《杨贵妃之死》。1949年以来，从刘文金、朱晓谷、张晓峰、关铭到王建民、何训田、关乃忠、郑冰等许多中国作曲家对这一音乐体裁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实践，为二胡演奏、创作的提升与繁荣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整体而言，二胡协奏曲的创作经历了从草创到逐渐成熟的历程，其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30至70年代为“最初尝试”，其间仅有三部作品问世；80年代为“创作热潮”，涌现了约四十部协奏曲作品；90年代以来为“丰富与深化”阶段，作品数量已达百余部之多。其中，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二胡协奏曲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而且在这一时期该体裁还扮演着众多类别民乐协奏曲“带头羊”的角色，在整个民族管弦乐的创作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涌现了一批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探寻80年代二胡协奏曲创作手法与音乐思维、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以及取得的经验与存在的不足，不仅有助于对二胡协奏曲自身的探索与创新，同时对于认识其他类别的民乐协奏曲，乃至整个民乐管弦乐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80年代二胡协奏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部作品二胡演奏技术与作曲技法、某一作曲家创作思维与美学观念的研究。其他二胡协奏曲的相关评述散见于对二胡发展历程、民乐协奏曲、民族管弦乐曲、民族管弦乐队的研究文章之中。以上研究为我们如何认识80年代二胡协奏曲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对20世纪80年代二胡协奏曲的创作进行系统的研究却不多见，特别是如何看待这一时期创作之中的收获与局限、如何从中西音乐发展史的宏观视野来“定位”它的历史意义，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此为视角，主要从音乐内容与形式的突破、创作思维的局限、创作的历史定位与反思三个方面来对这一时期的二胡协奏曲做初步探讨。 　　一、音乐内??与形式的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开拓进取的新形势为作曲家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大量西方创作技法、思潮的涌入为作曲家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作曲家们逐步摆脱了“工具论”、“机械反映论”的束缚，走出了“遵命创作”的误区，在音乐内容与表现形式上产生了一系列的嬗变。这些主要体现在音乐主题、音乐语言、二胡炫技三个方面。 　　（一）音乐主题的拓展与革新 　　在音乐主题方面作品开创了以多元与现实的存在观照并存，彰显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元思想，极力呈现着色彩斑斓的多元主题，而反映爱情和社会重大现实的主题成为该时期创作的焦点。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朱晓谷、张晓峰，1980）拉开了80年代爱情题材的序幕，之后的《蓝花花叙事曲》（关铭，1981）、《望夫云》（董锦汉，1982）、《蝴蝶泉》（朱践耳、张锐，1982）、《祝福》（朱晓谷，1984）、《克拉沁草原的传说》（周成龙，1988）以及何占豪创作的“爱情三篇”：《乱世情侣》（1987）、《莫愁女幻想曲》（1987）、《别亦难》（1989）等一系列作品相继出现。这些作品共同指向了之前二胡创作并未触及的“爱情”话题，体现了对于人性回归的呼唤。这些作品在苦难叙事或悲剧处境中抒写美好的人性，不但蕴含着同情、宽容和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更进一步强调人在身处苦难和悲剧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刚毅的抗争精神和高尚执著的理想追求，表明新时期作曲家们对人性理解的深化，可以看做是五四时期张扬人道主义精神的艺术传统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复归与发展。 　　《红梅随想曲》（吴厚元，1980）与《长城随想》（刘文金，1982）开辟了二胡作品表现社会重大现实题材的时代。仅从标题本身，我们就能感觉到作品是对民族凝聚力的弘扬与呼唤。正如闵惠芬先生所述：“大型二胡协奏曲《长城》诞生在1982年。那个年代已是中国历经‘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不久，百废待兴的时期。国家经济贫困，人民生活艰难，年轻一代失去理想追求。唤起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用音乐的力量激发中国人自尊、自强的志气，又历史性地落到我们这群中年人的肩上。”刘文金、吴厚元、闵惠芬等音乐家们把握住了那个时代的情感脉搏，从现实与强烈的内心感受出发，将音乐的创作与社会的命运相结合，不仅使作品流溢着炽热的民族情感，而且蕴蓄着深厚的社会与历史深度。 　　此外，还有两类题材也实现了二胡创作在题材上的历史性突破，但目前并未在理论界得到应有的重视。 　　其一是富于哲理性的题材。该时期作曲家们的审美视界更为宽阔，触及了许多富有哲理性的题材内容，既有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层面，又有芸芸众生精神生活的层面，还包括一些抽象思维的层面。这些作品除了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