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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花儿音乐的人类学写作 　　为山歌体裁之代表的花儿是一种主要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四省区部分地区的口头文学艺术形式，它的演唱性和音乐性尤为民族音乐学者所广泛关注。在20世纪中后期的花儿音乐学研究可以粗分出两类音乐学的文本，一类是花儿音乐的本体分析，一类是花儿音乐的文化阐释。而这两种分类也恰恰代表了当时中国民歌研究乃至整个民族音乐学学术路径的现状，是两种不同治学理念下所形成的不同文本风格。在对这些研究成果的量化统计中显而易见的是作为国内音乐学学术传统的、以形态学为中心的音乐本体分析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而存在的音乐民族志的意义思辨则位居边缘，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学术意识的取向和学术方法的操守已然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进程造成了影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以音乐人类学为方法论指导的民族志领域有着极大的开拓可能和必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的萧璇博士的新作《国家视野下的民间音乐――花儿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萧作”）是近年来音乐人类学写作范式的一个样本。文章共分七个章节，从初入林县的田野纪实入手，逐步进入到“花儿”音乐的呈现方式及音乐行为、“花儿”的社会功能，在此基础上以文献梳理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分析了历史上不同阶段，“国家”作为中介是如何作用和整合了花儿的演唱场合及生存状态的，并以音乐形态自身反应的敏感性来印证国家影响下的花儿变迁。作者在写作中对音乐形态分析的篇幅进行了合理的控制和运用，而更多着墨于音乐文化行为和历史的整体性、解释性和社会性书写。因此，该书是一本兼具民族志描述与人类学阐释特征及功能的音乐文化读本。该书在写作中实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突破。 　　一 　　花儿研究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重镇之一。从1925年袁复礼撰写的花儿短文《甘肃的歌谣――话儿》作为国内花儿研究的肇始至今，花儿研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学术成果，对于花儿的研究从名称、流派、渊源、族属、流行和传播以及内容、艺术表现、音乐特点、曲令类型、花儿会、花儿歌手等具体微观组成有了较为广泛的铺陈和涉猎。 　　面对这块民间知识生产的“熟地”，“萧作”大胆质疑：以往注重文本历史考证、辨证清源的研究路径，凭借文化干预者的地位、权力和信任所定义的花儿文化所提供的标准化知识，究竟是学者主观参与的“事件”还是还原了的历史的“真实”？正如作者在本书的导论中涉及“研究缘起和问题提出”所指出的： 　　笔者欲探寻随着20世纪“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花儿文化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花儿这一本来并不统一且各地称异的民歌进入“国家”视野，经历了怎样的“想象”并逐步成为“民族国家”意识的“再造物”乃至“国家”的文化工具？① 　　在这一视角下，作者借助诸如林县的人、事、物、境的活态描写，再现文化依存的场域，引导国家话语与民间应激、历史样态与当代格局、传统走向与变革趋势之间的因果互动，从而形成“地方性知识”，使花儿音乐的研究从悬置的学理状态归位于社会文化系统之中，从而使读者看到国家体制、地方机制、民间建制的多方共谋和博弈、妥协和争议，继而理解歌词的改良、曲调的变化以及演唱风格的异化等看似音乐表征的改变所体现的社会意义的涵化而不只是学术概念的迁移。 　　这种“见微而知著”的人类学视角使读者能够获得双向的观察向度，一方面从民间音乐的现代性建构中理解中国社会的族群、民间宗教、社区组织、文化申遗、经济国家化等层面；另一方面移除遮蔽在民间音乐上的国家意识形态部分，将民间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文化表达核心从中剥离出来。 　　二 　　进入21世纪，随着音乐人类学理论以一种更新学术范式的姿态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界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尝试将传统的形态分析与人类学理论合流，将深描与阐释相结合，置微观个案于宏观视域之下，在实践性的基础上追踪理论形成的根源与脉络，以此对音乐现象的终极意义进行社会科学层面的反思。 　　有学者曾将当代音乐人类学的不同理论方法总结归纳为：一、着重研究人类的音乐行为而非作品，即“强调人创造音乐的过程、而不强调成品”；二、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使用音乐的人及其音乐生活，而传统的对音乐本身的分析则“降到了较低的层次”；三、更感兴趣的是外因，试图通过外因来解释音乐的内因。②上述方法在“萧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和体现。 　　例如，作者在第一章节的“田野纪实”中记录了2007年二郎山花儿会的现场，她的笔触跟随当地刘姓农民在庙会上的行踪游走。作者没有评论歌者的演唱和作品，而只是顺遂文化持有人的步伐，观察其如何进行摆摊、对歌、祭拜等音乐行为、社会行为和所处的自然风物、生活场景，力图在平面叙事中还原对音乐具有特殊功能作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语境。又如，作者在全书中一直贯穿着文化持有人的口述与访谈，作为人类学田野考察的定性研究方法之一，对这条由讲述者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