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素质法官、检察官-司法公信力人力保障.docVIP

高素质法官、检察官:司法公信力人力保障 　　应着力建设精英化的法律职业群体，改革当前以行政职级为准的管理模式，加强法官、检察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司法需求的增长和司法职业化建设的推进，司法公信力问题受到了学界、实务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普遍關注，并有望成为下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抓手。毋庸置疑，司法公信力不仅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还需要高素质的法官、检察官群体来执行法律制度。易言之，无论是宏观的司法机關的领导管理体制改革，还是中观的司法机關的内部管理机制以及业务流程改革等，最终都必须落实在微观的法官、检察官的行为的变化。本文尝试在参考国外优秀立法例的基础上，阐述有關司法公信力的人力保障方面的三个重要问题，以期有所启示和助益。 一、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初任学历标准 在法治发达国家，精英化是法律职业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并通过一系列的考试、研修和选拔制度予以保证。由于各国历史传统不同，两大法系国家法律职业者的培养方式各有特色，但接受大学法律教育是其共同的基本条件且都非常注重法律专业知识与从业实践经验的结合，最后还必须通过形态各异的全国或各地区统一的司法考试（律师考试）。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检察官一般必须先拥有律师资格，如“在美国，只有在大学毕业获得JD学位（即法律职业博士）、经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并有若干年从事律师工作经验的律师或法学教授才具有担任联邦法院法官的资格”（肖扬：《当代司法体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大陆法系的代表——德、法、日等国法官、检察官资格的获得程序也非常严格，一般需要两个阶段的教育和培训，且必须通过两次相应的国家司法考试。日本的司法考试就有“现代科举”之称，其通过率一般不超过3%。 根据我国现行《法官法》第九条的规定，初任法官必须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对于适用该项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确定，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院校法律专业专科毕业”。现行《检察官法》的第十条对初任检察官的相關规定与之完全相同。应当看到，上述任职条件规范遵循稳健过渡的原则，基本符合立法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但近十年以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和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各类院校的法学专业建制一拥而上、盲目扩招且师资力量有限，甚至为了应对就业压力和各种资格考试而主动降低课程教学标准，导致法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数量激增且整体专业素质堪忧。因此，除去极少数老少边穷地区，应将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学历资格提高至“高等院校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研究生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要求其第一学历必须为全日制本科，从而将较为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选拔到司法队伍中来。同时，我国法官、检察官仍然参照公务员序列管理，其招录要求和程序并未加以区别。现阶段，公务员管理部门可以尝试将国家司法考试的成绩适当计入公务员考试，或者直接从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直接选拔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 二、夯实法官、检察官的待遇保障基础 司法待遇保障制度肇始于英国在1701年制定的《王位继承法》。之后，许多国家都相继推行这一制度，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1949年5月制定）第97条第2款规定：“终身定职的专职法官不得违反其意愿在其任期届满前将其撤职或停职（终身或暂时的）或调职或命令其退休，除非根据法律并按法律规定的方式作出司法裁决。立法可以限定终身职法官的退休年龄。在法院的组织或管辖地区发生变动时，法官可以转至另一法院或被免职，但应保留其全薪。”（刘练军：“我国司法制度之宪法规定省思”，《司法改革论评（第十一辑），第205页》）同时，司法职业道德准则决定了法官、检察官要尽量避免参与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薪金几乎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亦即法官、检察官应实行高薪制，这也是现代司法功能的必然要求和法治发达国家的共识性经验。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与副总统相同，其他大法官的年薪高于内阁部长”（陈光中：《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在英国，“大法官的年薪高于首相，高级法官（上议院常设上诉议员、上诉法院院长和法官、高等法院王座庭庭长等）的年薪高于内阁大臣”（陈永生：“司法经费与司法公正”，《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第395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法治发达的国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完备，有關待遇保障规定在检察官与法官之间一般是同等适用的。 目前，完善我国法官、检察官的待遇保障制度的一个前提性障碍，就是司法机關内部的多元化人事体制和“科层官僚化”结构，这也是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问题的表征之一。对此，改革的具体做法应是：根据工作性质和地位作用的不同，将司法机關人员分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