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书-再好编剧也好不过生活.docVIP

高群书:再好编剧也好不过生活 　　拍摄《风声》的时候，这种严谨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高群书向剧组美术部门要求，一定要让角色各自房间里的家具都融入人物的经历，能显示出人物的个性 国内知名导演高群书几乎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以两个特殊群体作为描写对象——警察和罪犯，他执导的最新电影《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也不例外，两个男主角分别就是警察和罪犯。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上映之前，高群书找来几位朋友看片，片子放完后，女性朋友们纷纷表示不喜欢女主人公吕月月，原因是她在警察薛宇和罪犯在熙之间游移不定的做法让人生厌。高群书听后有点急，反问她们：“凭什么一定要求她选择一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怎样的？不也整天这么选择着吗？自己都做不到意志明确，怎能去要求别人？” 高群书始终认为，理解剧中人物应站在现实的立场，电影是一种忠于现实的艺术形式，他在大学修新闻时就被灌输了这种思想，执导电影以后也一直走的是现实主义路线。 高群书所拍的电影往往都有一个精彩的剧本，很多作品甚至很大程度上照搬了现实，但观众并不全部买账，反而会误以为“故事不完整”或“人物太离谱”。高群书坚持认为自己的叙事方式是前卫的，他向《方圆》记者解释道：“身处现实洪流之中，我想要表达的真实生活现状就是如此，舀上一瓢水，里面什么都有。” “不能因为他们身上有个标签，他们就不是底座了” 高群书上大学的时候，适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个时候是国内文学的黄金时期，有创作梦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读中文系，高群书也不例外。当时河北大学办了第一届中文系新闻专业，高群书想着毕了业还能做记者，比较吃香，就报名读了。 大学时的高群书留着长发，喜欢扮酷，还写诗。他不爱上课，喜欢泡图书馆，看各种各样的杂志。 高群书电影方面的启蒙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晚上没事的时候，他总爱纠集一帮朋友走遍保定找电影看，从位于保定东郊的学校出发，一路走到西郊，保定的每个电影院所有公映的电影，他们都要看一遍。高群书还记得第一次看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进去一看，就傻了，那电影中人的状态，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太喜欢了。”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高群书被分配到石家庄的《建设日报》实习。一次，报社领导派他去写一名雷锋式好人的故事。高群书去采访，回来后按照他对好人好事的理解和逻辑写了篇通讯稿交上，第二天早上一看报纸，他那篇将近四千字的通讯还在，署名是“实习记者高群书”，但文章里已几乎没有他的一句话，全是各种宣传用语。因为这个经历，高群书放弃了当记者的想法。 高群书回忆，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我为什么排斥新闻写作，因为我觉得这些人物不能因为他身上有模范的标签，就不是现实生活里的人了。”高群书说，他后来自己做导演拍电影，才有机会把这事给“掰了过来”，他拍《千钧·一发》和《神探亨特张》，人物原型都是现实社会中的模范人物，但在他的电影里，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小人物，而非被无限拔高的偶像。 “实际上，把中国社会看做一座金字塔，这些人全是底座。不能因为他们身上有个标签，他们就不是底座了。”这是高群书对他刻画的人物的认识。 “我面对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社会” 高群书从没把自己做导演拍电影当成一段励志故事，他说这是他与同龄的“第六代”导演们的不同。当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扒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时，对高群书来说，首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在社会上生存。 “就算你还有点理想，它所验证或者参照的仍然是生活。我面对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社会。”大学毕业后，本来是要被分配到河北电视台的高群书“阴差阳错”到了石家庄广播电视局，在那个有着三层破红楼的“公社大院”里，唯一让高群书满意的仅仅是每天投射进办公室里的充足的阳光。 为了打破“温水煮青蛙”的局面，他开始把大学时期的一些文学创作拿去投稿，并跟着单位的办公室主任鼓捣起电视剧，自己担任摄像，第一次接触了镜头。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了要拍电影的想法，一直以来，他想自己独立做一个片子的念头很强烈，就跟单位申请办了停薪留职手续，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生涯。 在北京，高群书长期“混迹”社会，当过摄影、拍过广告、开过公司、做过监制。其间，高群书拍摄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蓝骷髅》，是部惊悚电影，赔了本。但很快，他与河南电影制片厂合作的电视剧《中国大案录》火了，他因电视剧而蹿红，这也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从《中国大案录》开始的过程中，高群书得到了与一些罪犯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与罪犯的交流过程中，高群书发现，许多罪犯只有在真正接触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他们的可怜之处。 1986年，西安发生了一起公然持枪抢劫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魏振海是西安黑道老大。1991年，魏振海被捕，在采访魏振海以及向办案警方了解案情的过程中，高群书了解到，这名一度让西安市民闻之色变的罪犯，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