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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缩小我国区域差作用机理研究 　　摘要：高速铁路大能力通道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高效运输支撑，速度革命引起的时空压缩增强区域市场的统一度和紧密度，快速运输线的辐射效应造就密集的区域性沿线经济走廊和经济带，高铁自主创新技术和大规模建设促进区域内外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高品质运输质量和现代客运枢纽推动综合交通运输的结构性升级。鉴于高速铁路在促进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方面的突出作用，增强地方政府在高速铁路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深化高铁运输产品价格机制改革就显得尤为迫切。 关键词：高速铁路；区域差；机理分析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和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连接城乡、辐射全国，是大宗货物运输和大众化交通工具，同时又以其正外部性及公益性运输特征把自身所创造的高附加值转移到了地区经济发展收益中，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统筹协调、辐射引领、拉动助推和聚合倍增等作用。高速铁路因其大能力、快速度、高效率的运输优势和便捷、高品质客货服务的特点，使铁路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和区域经济协同进步的推动作用更显突出，被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为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此背景下，对高铁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机理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有其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高铁自身的定位和发展，也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进步。 一、文献回顾 高速铁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2008年京津城际高铁的开通，揭开了我国高速铁路时代的新篇章。尽管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仅经历了短短五年时间，但它在许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与铁路建设、运营关联的原材料、机械制造、高新技术等产业在高铁发展作用下呈现出高速增长，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一切不仅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高铁与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也不在少数。Vicherman（1997）就欧洲高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指出若交通系统缺乏真正的网络化发展，区域发展可能会向主要的有网络服务的大都市中心集聚。Sasaki等（1997）构建了一个供应导向的区域经济模型，并模仿分析新干线网络的效应，结果显示，密集的新干线网络不会导致区域扩散。张楠楠和徐逸伦（2005）从区域交通系统、经济系统和区域空间系统三个方面就高铁对区域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分析。肖伟民（2008）也认为高铁建设有利于优化沿线区域的运输结构、加快沿线经济合作、增加劳动就业机会，从而促进沿线区域经济的发展。孙婷（2008）回顾了国外高铁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高铁对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积极影响，结论显示：高铁对基础设施、产业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助推作用；高铁通过对沿线带状节点、大城市连绵带的发展和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等方面的作用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高铁的低能耗、低排放性质对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赵娟和林晓言（2010）采用对比法，建立数学模型，对京津高铁的区域经济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结论显示除了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外，高铁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晓言等（2010）就京津高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京津城际铁路提升了客货运密度和就业率，但是对城市化率的贡献为负。刘秉镰等（2012）对铁路运输业1997-2010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显示，平稳快速的技术进步导致中国铁路运输业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然而投入产出混合效率下降却使各时段某些地区综合效率下降。张学良和聂清凯（2010）认为高铁有加快城市同城化、一体化的作用，但是发展过程中也要注意避免负溢出效应，处理好与其他运输方式的替代效应。周孝文（2010）、张炜（2010）都认为高速铁路提高了运能，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产业转移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产业带，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马涛和高田娟（2012）的研究发现，高铁网络加强了京津冀地区城市的职能分工，有助于京津冀实现深度对接和地区产业竞争力的发挥；但同时强调了“同城效应”的不利影响，即将河北本土的人才、资金也吸引到了京津地区；因此，京津对河北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明显，但对人才的吸纳能力很强。 直接研究高速铁路缩小地区差作用机理的相关文献很少。王缉宪（2011）提出了“三个载体”说，将乘客纳入分析框架，认为高铁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影响主要由物理载体、乘客、经济收益三部分承载，高铁对区域发展的机理则主要依赖于高铁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吻合程度、高铁与城市化特定的互动方式及与其他交通方式间的竞合关系。张莉等（2012）由点到轴到面分析了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并就高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提出点、轴、面机理。其中点机理指枢纽地区开发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极化作用；轴机理指铁路产业带对区域经济的集聚与扩散作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