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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群组差异实证探究 　　[摘要]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与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幸福指数已经进入我国各级政府的决策视野。本文对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的群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基层女性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不同年龄上存在着一定的波动，但不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已婚的基层女性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其他婚姻状况的基层女性公务员；基层女性公务员的学历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基层女性公务员的收入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基层女性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关键词]基层女性公务员；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8-0065-03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民幸福指数已经成为社会和谐的一个关键指标之一。不知从何时起，“幸福”一词在中国大地流行起来，“你幸福吗？”成为了一个时髦的问题。各种形式的对幸福感的调查逐渐兴起。同时，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观幸福感”这一概念的研究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们的关注。其中，苗江元教授认为“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中坚力量，充当着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多重决策，其幸福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素质的提高，且决定着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效率，从根本上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我国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公务员队伍。而“女性公务员”从生理、心理各方面与“男性公务员”有着差异，并且不同层级的公务员主观幸福感也有着差异性，因此本研究特选择“基层女性公务员”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1研究假设 笔者在查阅了大量文献，总结了学者们对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群组差异研究形成了本研究的相关假设。 11年龄方面 有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成U型关系，U型最低点在40岁左右。邢占军认为：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和分量表上，城市老年女性群体的得分都显著高于城市中年或青年女性群体，在身体健康方面，中年女性群体同样得分较低。城市青年女性群体是身体健康状况最好的。她们对事业和家庭生活充满了期待，但由于经验不足而常常遇到挫折，这使她们的社会信心和目标价值感遭到冲击。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使得她们心理健康体验得分不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黄立清认为，在享有发展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主观幸福感有降低的趋势。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笔者做如下假设： 假设1：随着年龄的增加，基层女性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12婚姻状况方面 邢占军认为婚姻状况是影响城市女性群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家庭生活对于城市女性群体来说十分重要。已婚城市女性之所以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和8个分量表上得分高于其他组，就是因为婚姻家庭生活能够提供很大的社会支持。而陆建民对上海市高学历群体的调查研究也认为：未婚者的生活满意度均低于已婚者，已婚者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物质和精神生活、社会交往更为满足，更能从中得到快乐。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笔者做如下假设： 假设2：已婚的基层女性公务员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其他婚姻状况的基层女性公务员。 13学历方面 邢占军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地位也越高，相应其健康状况也越好。“教育既是改变女性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女性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国内大多数研究普遍认为，被调查者的学历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越高。苗元江、余嘉元对南京师范大学140名本科大学生的研究同样认为，女性大学生正性情感显著高于负性情感，积极情感占绝对优势，达到极为显著的水平。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笔者做如下假设： 假设3：基层女性公务员的学历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14收入状况方面 有学者认为女性收入水平高会给配偶带来较大心理压力，容易产生家庭矛盾，女性也可能因此缺乏价值感和生活乐趣。收入偏低的城市女性，一些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心理上有不平衡感，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生活的压力。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上得分最高的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城市女性。同时，段建华认为，只有在非常贫困时，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才有影响；当收入达到了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出现主观幸福感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趋势。随着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减弱，主观幸福感的质量在不断提高。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笔者做如下假设： 假设4：基层女性公务员的收入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由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基层女性公务员，因此笔者试讨论基层女性公务员的主观在行政级别上是否存在差异性。在实证研究前，笔者以主观判断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5：基层女性公务员的行政级别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2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基层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