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子丹武侠电影中男性气质再现.docVIP

甄子丹武侠电影中男性气质再现 　　[摘 要] 近年来甄子丹主演的武侠片在内地取得很好的票房成绩。本文从康奈尔性别研究理论视角出发，考察甄子丹电影形象与内地青少年男性观众性别心理的关系。大多数青少年男性观众在社会性别秩序中处于从属性地位。《叶问》《武侠》影片中的甄子丹形象表现为由从属性向支配性男性气质转变。这种转变迎合观众的性别心理需求，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性别角色焦虑。但作为现代神话，电影的这种文化功能是虚构。 [关键词] 甄子丹；观众心理；男性气质 甄子丹作为主流功夫影星进入大陆观众的视野始自2002年的《英雄》，而真正树立甄在内地市场显赫地位的是2008年的《叶问》。《叶问》在内地市场一举创造2.05亿票房收入，并获多项重要奖项。2011年7月由甄主演的《武侠》上映，内地票房收入达1.72亿。2010年甄接受《南方日报》专访，谈到他的成功之道时表示：“功夫片在进步――把现代性格融入角色，大家就会喜欢。”《叶问》和《武侠》这两部电影都是由甄主演的成功之作，电影中甄的男性形象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较高的代表性。本文选取这两部影片作为对象文本，运用康奈尔男性气质研究理论，考察甄子丹电影形象与内地青少年男性观众性别心理的关系。 一、武侠片观众性别心理结构 康奈尔的著作《男性气质》为当代男性气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她将性别视为社会实践的结构方式，强调男性气质的社会建构性以及权力关系在男性气质建构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男性气质四项关系类别理论。这四项关系类别包括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以及边缘化男性气质，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作为一种性别实践建构在性别权力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康奈尔以电影明星为例，指出这些人并不实际拥有权力，但由于他们所体现的文化理想符合权力的需要，而成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榜样。当维护父权制的条件发生变更时，旧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就会被新的模式取代。[1]77康奈尔男性气质理论为本项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手段。 中国电影网《2007年中国电影产品研究报告》[2]分析了中国内地影院观众的有关数据。报告指出：影院观众年龄层主要集中在15～35岁，约占四分之三；大学本科或大专的观众超过一半以上，高中学历约占四分之一。从性别比例来看，按照影片类型偏好来划分，男性观众对武侠动作片的偏好值比女性观众高出一倍以上。艺恩公司《2008-2009年中国电影观众调研报告》[3]还提供了一项“中国影院观众个人月收入分布图表”，表明月收入3 000元以下的观众占观众总数的73%。根据上述报告提供的信息可以确定，武侠片的影院观众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青少年男性观众为主要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特征呢？ 《新周刊》2011年5月一个题为《男人没了？》的专栏就中国青少年的男性气质问题阐发了极不乐观的评价：“男人的精气神没了。”[4]其中有一篇文章这样概括18～30岁的男性：“他们在工作中位于最基层，机会不多，上行受阻。他们是标准的夹心层，没有生活，只有生存。”[5]另一篇文章形象地描述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城市生活本身的压力不断加码……于是早衰、焦虑、抑郁、欲望持续地折磨着中国男人。”[6]这些文章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分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少年男性的社会心理。 如此看来，中国的青少年男性的生存困境确实存在。用康奈尔的话来说，他们面临着“性别秩序的危机”。这种危机与男性气质的社会定义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支配性男性气质往往被社会狭隘地当作男性气质的规范性定义，其结果是：只有极少数的男性可以达到规范性标准，大多数男性被排除在男性气质定义之外，处于从属性地位。[1]84《男人没了？》专栏引文对中国男性提出这样的规范性定义：“男人应该是主流价值观的承载者……既有力挽狂澜的勇气，又有恢宏大度的品格。”[4]这样的定义基本把作为武侠片主要观众的这些青少年男性排除在外。大多数青少年男性观众在男性气质关系结构中处于从属性地位，其性别心理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男性角色焦虑。 二、电影中的男性气质再现 《叶问》和《武侠》这两部影片中，甄扮演的人物身份都经历了比较丰富的变化过程。首先，两部电影的男主角出场形象都极为低调。叶问与人切磋武功必紧闭门户，给对手留足面子。他的谦让不是做作，而是出自真性情。咏春拳风格细小绵密，柔中见刚，与他的性格十分相称。更重要的是，影片突出叶问在日军入侵期间为生计逆来顺受的形象，表现的是叶问作为一个下层百姓的生活处境。《武侠》中刘金喜的形象与叶问的形象有较大的差别，不过他的出场更为低调。他是一个外乡人，在本乡娶妻生子，为人老实憨厚。叶问的谦和内敛在刘金喜身上有所显现，不过这是策略性的伪装，并非出自真性情。电影有意掩饰刘金喜的身世，而突出其憨厚、粗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