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于汉代碑刻形制影响.doc

儒家思想对于汉代碑刻形制影响 　　摘 要：汉碑是一个很大的论题，在此仅就其形制与当时儒家观念的联系展开论述。汉碑的兴起，与当时崇尚儒学的养士之风有关，其形制的形成与儒学的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儒家的温婉的审美观到儒家的谶纬思想，对汉碑形制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汉碑是竖立的整块石板，以分离的基石作为支撑，通常由花岗岩、大理石、砂岩或是其他质地的石头切割而成。单体碑分三个部分，即碑首、碑身和碑趺。碑身和碑首相连，碑首呈现多种形制。 关键词：儒家思想 汉代 碑刻 形制 一、 社――汉代碑刻形制的发展与演化 先秦的碑最初是木制，用于庙里系牲口，或树立在棺椁的四角，用以下棺的作用。如《礼记?祭义》所载：“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至汉代的碑刻一般由碑首、碑身、碑趺三部分组成。碑首有圭首、圆首，又有无首碑又称方首碑。碑阳正文上多有“碑额”，也称为“碑头”，汉碑的碑额上有个圆孔，被称作“碑穿”，是先秦木碑丽牲、下棺的遗制，“碑阴”和两面的“碑侧”，则空着，或刻碑正文以外的相关文字，碑刻多立于土上。 汉碑的圆首上大多有晕或雕刻有螭龙，晕为圆形碑首上的半环形花纹，螭龙为环绕碑首的两条龙形雕刻，现存雕有螭龙的圆首汉碑有： 《衡方碑》、《王舍人碑》、《张迁碑》等。从这些汉碑的年代上来看，首先出现的是半环形的晕首，然后才有的螭龙首，我们可以认为晕是螭龙的雏形。另外，从汉碑定型和演化来看，圭首碑明显早于圆首碑，首先定型的是圭首碑，之后才出现了圆首碑。 汉代早期是没有碑趺的，只是碑文下方刻玄武，后来至碑趺出现，首先出现的是方趺，到晚期则出现了龟趺。碑首在上，属阳，碑趺在下，属阴，象征玄武。洪适《隶释》碑图中的《柳敏碑》，碑阳圭首刻朱雀，碑下部刻玄武；《六物碑》也是圭首，上刻朱雀下刻玄武。汉代多为方趺，龟趺极为少见，当时龟形碑趺只见于《王舍人碑》。高文《汉碑集释》载碑趺上刻玄武。《鲜于璜碑》1973 年出土于天津武清县，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 ，圭首有穿，碑阳圭首处碑额左右线刻青龙、白虎，碑阴圭首处线刻朱雀，但是碑的下部没有刻玄武。赵超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认为《鲜于璜碑》或许是以碑座代替了玄武[1]，可谓灼见。以玄武作碑趺，又有阴阳交合，子孙繁衍之义。 二、 礼――儒雅温婉的儒家审美观之于碑刻 汉代碑刻是在实用的前提下完成的其功能，当然其中不可避免要伴随着审美情感。这种审美情感不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而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美的标准。这种标准几乎是约定俗成的，即社会的需要使大家默认碑刻的形式，对于碑刻的书写、形制、应呈现的面目，都有着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对于碑刻的审美，也基本上有一个普遍可接受的标准。 一个时期的思维认识会导致社会上主流的审美情趣的认同。诚如汉初，为从战乱中稳定下来发展经济，“清净无为”思想深入人心，与此同时铜镜的装饰纹案由繁复而简化成为简单的花叶纹饰，这正是从内心深处与自然关系和谐的表现；其后，随着儒学的独尊与谶纬之学的兴起，这种审美情趣又被引入星云纹镜与多乳禽兽镜的装饰。汉代的思想文化对一面铜镜的小小纹饰尚且有如此影响，对于汉代碑刻亦是如此。 西汉早期的隶书，基本是笔划方折的篆书，《书林藻鉴》曾道：“东汉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先访儒雅，名章继轨，益扇其风。于是书体亦由险劲变为冲夷，刻激变为迂缓。”可见汉碑书风多为儒雅之气，温和婉约，柔美敦厚。这种温婉的审美观使得汉碑由西汉初期的那种简洁少饰，发展成为外形多样、蟠螭朱雀相绕的碑刻形制。西汉的刻石相对粗糙朴拙，与汉初道教的自然思想相一致。而到后来碑刻外形丰富、形制固定以合儒家不同等级的礼仪，并且增添了诸多纹饰来装饰碑刻。 三、 法――谶纬经学之于碑刻的形制 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谶纬之学源于秦汉的求仙访道预言，至汉代被儒学士人利用天人感应等学说对经书加以解释，为汉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说大多依托孔子，依附儒家经书的影响，加之古时帝王乐信此道，成为一股势力强大是社会思潮。其中《孝经》类纬书就在谶纬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汉代影响也不容小觑。 第一，圭首碑，又作?，《说文解字》曰“瑞玉也”。 圭的基本形状为上锐下方，汉代人认为上锐象万物初生之形，属阳，下部方形属阴。汉碑圭首之形来自玄圭的形状，为“天赐玄圭”之象征，用以晓喻死者的功绩于天下，这与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有直接关联。《张迁碑》碑文中亦有“析?于留”的记载。所以东汉又有把圭首的汉碑称为“玄圭”式汉碑的说法。圭首碑在宋代亦被称为“笏头碣”。 第二，圆首碑，又被指为琬圭式汉碑。琬圭是一种上端呈圆形的圆首圭，长九寸，天子派人赏赐给有德的诸侯，亦是使者所持的瑞信。《周礼?考工记?玉人》： “琬圭九寸而缫，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