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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智库交流:中外思想磨合润滑剂 　　2014年2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RDCY）、英国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MFIF）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等三家智库联合撰写的《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来自外国经验的比较分析》研究报告在京发布。这是国内首次由中外智库共同撰写的关于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研究成果。国内数十家媒体报道了这份报告，不少金融决策者也关注到该报告。 资本账户自由化的研究相当敏感，涉及民众与投资机构的切身利益。作为主要组织方，笔者在半年多的准备时间里，体会到了中外智库合作的诸多难处，尤其是在思想磨合上，需要克服的问题相当多。幸好，从效果上看，这份报告应该算是成功的。因此，笔者希望能趁热打铁，把一些心得写下来与读者分享。 为什么跨国智库交流很有必要 在中国，智库仍然是新生事物，智库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历史不算长，频率也不算高。横向比较，智库的跨国交流不会像官方外交那样机制化、高层化，不会像媒体报道那样日常化、大众化，也不会像大学合作那样学术化、理论化。然而，单纯从思想沟通的角度看，尤其是在一些有针对性的现实问题上，智库却是中外思想磨合最好的润滑剂。 相比官方辞令与外交沟通，跨国智库交流更方便，更能去敏感化。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完全放下不必要的政治顾虑，非常放松、丰富、充足地阐述各方立场与观点。这种智库交流有一些观点可能会有偏差，但是会成为对方思考中国、提供切实客观对华政策智库方案的重要参考，为防范战略误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相比媒体报道与舆论论战，跨国智库交流更严谨，更能聚焦问题。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不必考虑博人眼球、民众接受度等因素，非常专业、厚重、富有耐心地交换各自的看法。这种智库交流对于深入了解中国具体议题，尤其是专业性、行业性很强的问题更具有积极作用。 相比大学交流与学术切磋，跨国智库交流更务实，更能关注现实。在智库交流中，参与者可以抛开理论束缚与学术窠臼，细致、全面、综合地阐述本方就某个特定议题的思考或顾虑。这种智库交流对思想的跨国传播，尤其是在对方国决策层、精英层的传播极有帮助。 可惜的是，目前跨国智库交流与合作仍有待加强。以某国内排名相当靠前的大智库为例，据公开资料显示，2013年上半年立项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仅8个，主办或参与主办的涉外会议12个，向国外知名智库派出研修人员仅4名，这个数量对于该拥有数十个下属研究机构、上千雇员的智库而言，数量实在是太小，质量也不太高。 更令人担忧的是，长期以来，不多的中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研究合作进程中，中方很容易处在被动、受牵引的地位，很难在研究方法、结果与进程上占有主导权，这使得中国思想的对外传播大大受到限制，有时还遏制、削弱了本应该不断提升的中国软实力。从这些方面看，如何提升跨国智库合作与交流的数量和质量，是中国智库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为何中国智库怕跨国交流 据笔者观察，在中国，国际研究领域（包括外交、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等）的学者对中外智库交流最为热衷。这首先是出于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因为这批学者大多英语水平高，不少还是“海归”，与海外智库学者的交流自然很多。然而，其他领域的学者，如偏重于国内社会、政治、经济、区域问题等智库交流就少很多，人文科学方面的交流量就更缺少了，在中西部地区的研究机构，类似国际交流更是稀缺。 除了研究领域差异造成的国际交流偏好下降，语言能力不足以支撑国际交流之外，笔者认为，还存在其他一些值得扭转的智库研究倾向。 第一，国内议题研究不应闭门造车，而应开门做研究。 一些善于研究国内议题的智库学者以为，老外不可能了解中国，尤其是目前中国发展日益复杂，问老外是没有用的。笔者亲历一位农村研究的智库学者曾在主题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国际研讨会上，对一位欧洲学者的观点嗤之以鼻，认为对方讲的根本就是皮毛。 事实上，且不说对方讲得对不对，即使是错误或不完整，那不更显得跨国智库交流的重要性吗？目前世界关注中国的热情与日俱增，国内议题研究的智库学者，更应抓住机会，敢于走出去，也善于请进来，把中国国内政治的客观进程、国内经济的事实情况、国内社会的复杂博弈等向海外解释与传授，这样将大大提升国外智库对中国事实情况的掌握，摆脱旧有的西方理论套路来看中国。换句话说，过去中国学者当惯了发达国家的好学生，现在也要学着当好老师。对此，智库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国内议题研究不应自说自话，而需要国际话语。 跨国智库合作想要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达成共识，至少实现理解双方难处，了解双方观点的程度，通常会受到智库天生具有的意识形态、价值偏好以及国别立场等因素的阻碍。 以2月份笔者所在单位与英国智库合作的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为例，国外的视角通常是处于批判与消极评价的态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