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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务业承接FDI和国际外包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摘要：FDI与国际服务业外包两种国际转移模式提高了我国服务业的生产力水平，到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两种承接模式他们对作为承接国的中国具有不同的技术提升效应，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相关数据验证了这一差异。结果表明：在服务业总体和传统服务业层面上FDI具有更高的技术提升效应，而在新兴服务业层面上国际服务外包更能提升技术水平。 关键词：服务业FDI；国际服务外包；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一、引言 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全球产业结构迅速调整，服务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服务外包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对我国而言，服务业FDI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也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近年来，服务外包却因其时代特征和技术溢出效应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不但可以转变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而且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技术进步。 理论上看来，两种承接模式在对中国的经济效应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且各有利弊，而且存在着行业部门之间的差别。从以往的研究看来，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在每一种模式对承接国如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却少有将两种模式放在一起研究甚至进行技术溢出效应的对比的；而且，由于服务业国际转移兴起较制造业要晚，所以对此的研究的深度要远远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相关数据统计的局限性使得原有的研究深入程度和准确度也不够。 二、文献综述 国际相关研究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并未有深入的进展，如Antras（2003）[1]的模型确实阐释了两种形式的转移对母国的福利影响而非东道国。现存的很少有把垂直FDI和外包区分开的模型讨论其对东道国的技术提高的影响。如Helpman（2004）[2]探讨了在垂直FDI和外包之间的选择，但并没有探讨他们对东道国的生产力的影响。因此，在所有这些关于垂直产业转移的模型中，研究基本都是从发包公司和母国的视角进行的，对东道国的关注有限。 虽然缺乏对此种技术溢出效应的直接研究，但相关的地，学者们在关于这两种国际转移方式的选择和取舍上却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果：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的东道国进入模式的选择方面，学者们假设，在一个产品周期中，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转移可以通过FDI和外包进行，就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如Ottaviano and Turrini（2003）将出口，FDI和外包定义成互相排斥的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方式。如果公司想避免技术外溢他就必须通过固定的投资而是先内部转移，雇佣他们自己的熟练劳动和东道国的非熟练劳动，或者，如果公司不怕技术外溢，他就可以进行外部转移；从东道国的角度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Anti Grove：（2007）基于东道国福利效应比较的研究，作者构建了一个从FDI向外包转化的过程，比较东道国的实际GDP和人均工资水平，用数理模型的推到得到了一个临界点（Threshold），从而得出了东道国对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的临界条件，而这个临界点是用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来表示的，虽然其正确性并未得到数据上的检验，但至少是为此方面的研究首开先河，对该方向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计量模型的建立 我们借鉴Feder（1982）的研究思路，把整个服务业国际转移分为FDI和承接国际外包两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用一个生产函数表示。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两种承接模式影响下的服务业的生产函数来分析FDI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情况。 我们假设国际转移对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主要来自国际转移对其资本的运作， 即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对服务业的产量增加发生间接的影响。如果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促进了服务业产量的增加，那么国际转移对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 如果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抑制了服务业产量的增加，则我们认为国际转移对服务业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四、技术溢出效应比较的实证结果 （一）数据选取与描述 1. 服务业年产值y。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可以反映服务业FDI或者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提升效应。本文用第三产业总产值代替服务业的总产值y。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年产值。 2. 服务业FDI。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Kf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我们选取1995-2011年服务业FDI实际流入量作为一个解释变量。 3. 国际服务外包额Ko。我国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额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用来衡量国际服务外包的参与程度。本文用服务业出口额代替国际服务外包额。 4.劳动力投入L。选择年平均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的衡量变量，表示服务业的提高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程度。 （二）服务业总体层面上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