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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画创作中社会效益思索一、文化与社会效益 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是指文化产品在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全面进步方面所产生的效用或作用，它较多地与全民族精神和社会利益相关。那么在中国国情下的社会效益有着中国特色，我们创造的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针。从我国文化艺术产品的内涵及其本质来考察，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因为文化艺术产品的社会效益就是对人精神的影响和塑造，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通俗文化，都会对人的精神产生教化作用、实现其文化价值。文化艺术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益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以激励人、鼓舞人为评判依据与追求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国画创作也不外乎依循这样的方针良性发展，以此来创造当代社会效益，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二、国画创作的社会效益变迁 中国画是我国特有的画种，是我国文化精粹。国画创作历史悠久，在不同时期国画创作显现不同的社会效益。魏晋时期到唐代的人物画，其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教化民众，歌颂伟人，赞扬美德，为封建统治服务。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列女仁智图》中对女子美德的赞扬，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初唐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为统治者树立在民众心目中伟大形象起到良好的教化作用，其作品赞扬明君，贬斥昏君，作用也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另如唐代周?的《簪花仕女图》表现了唐代仕女在锦衣玉食下的悠闲心态和雍容外表，歌颂了唐代统治下人民生活富庶的内涵和盛唐时期宫中女性在闲适环境下无所事事悠闲的情态。宋代，统治者重视国画创作，中国画创作空前繁荣，国画创作仍然以皇家要求为主题。北宋初期由皇家主宰画院，帝王的喜好控制着绘画样式。当时黄筌、黄居?父子的繁花富贵、珍奇艳丽极其精细的花鸟画作品正迎合了帝王特别喜爱的华贵画风。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精微再现了汴京一派繁荣景象，不仅是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也为我国历史研究留下了一份完整的图像史料，歌颂着汴京人民生活的繁荣丰富。明清时期的宫廷国画创作多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如《康熙南巡图》表现了康熙南巡时的情景，歌颂统治者勤政的美德。纵观中国古代美术史，历朝历代的国画创作在社会效益的创造上多数都是为国家稳定、歌颂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鼓舞人民斗志、丰富百姓的精神生活服务。 建国初期，大多数画家对新时代新社会抱有一种热情的赞许，对突然变为现实的新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艺术家加入到新生活的洪流中，以画笔作为歌颂新社会的武器，以艺术作为装饰新时代的花朵成了他们热切的心愿，为歌颂新政权，为欢呼人民的伟大胜利，艺术家们将全部身心贡献给这种惊天动地的历史性事业――国画创作。此时，涌现出大量歌颂党、歌颂新中国的爱国画家和国画作品。在人物画创作上，如当时已蜚声画坛的国画家蒋兆和、叶浅予与黄胄、杨之光、刘文西、卢沉等一批后起之秀都先后将自己的创作重点转到对新生活、新人物的表现之中，《洪荒风雪》《雪夜送饭》《祖孙四代》《新队长》等一批洋溢着新生活气息的作品在他们笔下诞生。以傅抱石为首的江苏“新金陵画派”，以赵望云、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 以及其他各地的传统派画家，如胡佩衡、贺天健、吴湖帆等亦纷纷走向大自然，给山水画创作以新的语言和新的意境。此时产生了许多更加贴近民众生活的新山水画作品，成为爱国主义情感的载体，从总体上转向对“人民大众主导山河”这一时代精神的表现上。总之，建国初期，国画创作多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提倡写实精神，创造出来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内容和形式。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中国画坛处在最为开放的时期，因而形成了中国画有史以来对于创新的最大宽容。继承传统，融通中西艺术以求创新的趋向，几乎已成为当代中国画创作的主流。在当代，中国画好像已成为人们热衷的一道“中国菜”，表现的是“中国味”。这道“中国菜”不断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承载着传承中华文明的使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当代国画创作中的社会效益 如果说中国古代绘画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为皇权服务的。那么，当代我国的国画创作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对文化发展的新要求：“增强文化软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中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