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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子学”何以成立 　　内容提要 “新子学”的根本愿景是以先秦诸子时代的“子学精神”回应当下的各种时代问题。这一命题实际包含了“子学精神”的内核为何、时代问题的根源何在，中国古典视域下的“子学精神”回应现代性如何可能等三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显然，从形上的最终根据来探讨解决以上三个问题不失为最佳的路径。 　　关键词 新子学 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B22；I20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025-06 　　“新子学”肇始至今，随着三篇文章的相继问世，本专题前面几篇文章已提到，指《“新子学”构想》《再论“新子学”》《三论“新子学”》。其核心诉求也逐渐清晰。综合来看，“新子学”的愿景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纯粹的学术层面，其二是广义的思想层面。在纯粹的学术层面，“新子学”意图创建一种新的诸子学研究范式。众所周知，诸子学在历史中一直处于暗流，直至明末方才苏醒，并于清末逐渐兴隆。在学术史层面，诸子学最初是相对于经学而存在的，换句话说，诸子学是作为经学的补充而被提出的。虽然在清末，诸子学研究成果骤然增多，但仍然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一种是古籍整理式的研究，诸子学在这种模式下只能体现为文本文献的研究，其内在活力相对较弱。另一种则是在西学背景下的阐释，这种阐释路径往往是被动地处于西方思想影响之下，故而其内在价值较为孱弱。因此，“新子学”所期望的研究范式旨在最大程度上回归诸子学发生时代的原初意义，且在此基础上呈现诸子所具有的真实内在生命力。真实的内在生命力实际上就是诸子自身具备的理论自觉意识。诸子蜂起之时，诸子本人所持学说必定皆为具备内在自觉意识的理论阐述，而绝非是与自身信仰无关的外在“知识”。而这种真实的内在生命力恰恰是其广义的思想层面得以确立的前提。所谓广义思想层面的诉求，实际上就是传统思想如何与当代社会真正相融的问题。因此，将“新子学”主要诉求的两个层面综合概括，其问题便是：在现代性的关照下，如何真正唤醒诸子时代的自觉精神，为学术研究注入生命，为道德实践提供根据，而现代性是“新子学”无论在学术层面抑或思想层面都无法摆脱的基本背景。因此，跳脱出原有学术脉络的梳理，寻求中国传统思想的共同终极追求，并对照西方核心问题分置彼此优劣，从根源上进行相互融合，是“新子学”真正得以回应时代的能量源泉之所在。 　　一、“确定性”：西方文化的核心问题 　　站在西方的视角来看，一脉相承的西方思想史实际就是不同时期的哲学追求在现实经验层面展开的过程，而推动哲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便是对“确定性”问题的探求。可以说，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每一次重大转向与革新，其背后的内在根源都是对“确定性”认知的改变及表达，现代性问题亦不例外。因此，明晰“确定性”的真正涵义与其所关涉的认知方式与表达方式的转变，就等于把握住了西方文化的要害。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西方哲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认识世界，而世界何以呈现在人面前，以及人如何把握世界，其背后的最终根据在于“确定性”。“确定性”的问题涵盖了哲学所要探讨的所有维度。相应的，西方哲学的全部历史就是寻求“确定性”的历史。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确定性”所能起作用的领域在不断缩小，确定的程度也由抽象到具体而随之渐渐增加。具体而言，对“确定性”的追寻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转向：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再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表达。哲学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向就是从古希腊哲学家的本体论的研究转向认识论的研究，随之而来的便是哲学家不再追求本原的确定而转向认识的确定。第二次转向是由当代分析哲学促成的“语言转向”，即使哲学研究从认识转向意义，从心理概念转向语言形式，将确定性从知识的来源转向知识的表达。由于第二次转向标志着西方哲学的主题从近代走向现代，更孕育了现代性对以往文化的冲击，因而在西方哲学中被称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具体而言，在古希腊智者学派之前，哲学家都在寻求构成外在世界的“本原”，他们认为只要找到确定的“本原”便可以认知世界。虽然不同的流派将“本原”具体归之不同的物质或名称，米利都学派将本原归结为“水”和“无定型的东西”“气”，毕达哥拉斯学派将万物本原归结为“有定型”的“数”，赫拉克利特学派将本原归结为“火”以及爱利亚学派将本原最终统一为“逻各斯”等。但其都将“确定性”寄托在外在于人的自然万物之上，以期通过直接探讨“本原”的问题来认识世界。而智者学派开始试图将哲学从自然领域拉回社会领域，以期为人在社会生活中寻找确定的价值标准。因此，智者学派之后的哲学家将“确定性”的探求与人关联在一起。西塞罗曾认为苏格拉底是第一次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哲学家，然而事实上，苏格拉底之前的普罗塔格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存在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