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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及他的电影(之三)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一片成就俩明星 　　1957年10月出品、苏里和严恭联合导演的影片《青春的脚步》,命运可就没那么好了。此片适逢电影界开展银幕拔白旗运动,成了地地道道的银幕“白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银幕是工农兵一统天下。《青春的脚步》不仅写了知识分子,而且涉及道德领域,涉及今天看来也是敏感的婚外恋和第三者问题。这在充满工农兵题材的长影,既前卫又另类,受到批判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1958年三四月间,康生来到长春,调看了长影的一些影片。他说,“看了《青春的脚步》,印象比较深,那个片子给人的印象好似世界倒退了四十年,当时感到奇怪,建国八年了,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怎么还有这些片子呢?” 他还说,“五十年前就有三角恋爱,现在还来这一套。”康生还点了《未完成的喜剧》《悬崖》《寻爱记》《花好月圆》和《牧人之子》,说这些影片思想内容不健康,歪曲现实生活,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指责长影“头脑不知何处去,渣滓依旧笑春风”。 　　康生的话加重了《青春的脚步》问题的严重性,厂里开展了对影片的批评。为了认识问题,厂里要严恭一时不要外出。虽说导演还有苏里,可是因为他筹拍《红孩子》而退出《青春的脚步》组,严恭承担的责任就多一些。这时,山西作家马烽写了电影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由编辑处交给了严恭。因为严恭拍过马烽的剧本《结婚》,和马烽熟悉。厂里认为,一边挨批一边出去拍戏,显然不够严肃,于是决定严恭暂时不要上戏。在这种情况下,严恭忍痛割爱把剧本交给了苏里。 　　苏里拿到剧本,心里颇为不安。面对师长,他觉得应该同严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是严恭说,我个人顶着算了,何必拉上你在这陪绑?你是新导演,又是老革命,这几年拍戏的势头很好,能上戏就抓住机会上戏。 　　可苏里还是心里没底。银幕正拔白旗,《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仅写了恋爱还是多角恋爱,高占武爱孔淑贞,曹茂林爱孔淑贞,小狗小亮也都爱着孔淑贞,这样写行吗?苏里就找厂长亚马谈了想法。亚马说,爱情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是教育人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爱情。用共产主义的精神谈恋爱还是高尚的嘛!去到山西找马烽谈。他还说:改本子。我看本子还是好本子。 　　有厂长支持,苏里拉上西安制片厂来实习的副导演,去山西找马烽改剧本去了。当年在抗大文工团的时候,苏里曾经在太行山呆过几年。马烽是苏里熟知的作家,抗战时,他还看过《吕梁日报》上连载的他和西戎写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呢。 　　见到马烽谈了厂里的意见,马烽表示愿意修改,还带苏里到农村去体验生活。白天,他们在一起谈情节,谈人物,晚上马烽就动手改本子。按照导演的意见,增加了高占武舍身救李克明的情节,删减了次要人物恋孔淑贞的情节。 　　马烽还在改本子,苏里已经开始写他的导演阐述了。他强调: 　　“全片必须用革命英雄主义风格和乐观主义精神,用健康的调子、有力的节奏,表现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 　　为了清晰地表达出开山引水和年轻人的爱情生活这两条线索,在处理上,必须是以这群年轻人爱情生活为主要发展基础,为了不脱离人物的精神面貌,从他们的爱情生活来展示情节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这样会引人入胜。 　　在爱情线索上,力求健康而不俗。” 　　本子通过后,苏里组织摄制组。这时,厂里积压了一些苏联的彩色胶片,如果不用就过期了,决定把这部戏拍成彩色片。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也很关心此片的创作,亲自到苏里家中鼓励他把片子拍好,说:你大胆干吧,但不要把爱情写得太赤裸裸了,怎么处理舒服就看你的了。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开机了。全组人意气风发,干劲十足。拍到第二年,中央提出“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口号,厂里决定将此片列入献礼片计划。为了按时完成任务,他们有三天三夜没有离开摄影棚,吃住都在棚里,摄影师困得挺不住趴在机器上睡着了。 　　台词片出来,厂里审查,认为很好。还特意请吴德来厂审查,吴德看过之后说,我原来担心这部戏中的恋爱关系处理不好容易出问题,现在看来很恰当,如过多地宣扬爱情就过火了。现在分寸正好。吴德还建议加一场戏,让高占武批评老社长的落后思想。苏里说,我和马烽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担心这样把老社长写落后了。吴德说,不要怕,要大胆写。毛主席说,农村里的新的思想斗争,就是年轻人的先进思想与老农的落后思想的斗争。当然这是党内斗争,可以用批评与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要在斗争中力求团结。加一点这样的戏不要紧。 　　省委第一书记的意见不能不接受,何况也不是没道理。苏里就加了这样一场戏。亚马厂长看了很不高兴,认为不必要,有些牵强。苏里提醒说:这是吴德书记的指示,他谈意见时你也在场。亚马厂长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影片送到电影局审查时,文化部认为此片有成为献礼片的基础,只是目前有些粗糙,建议修改。又强调必须在七月前完成,以便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