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云长影辉煌期的杰出引领者.docVIP

苏云长影辉煌期的杰出引领者 　　?おおお?[编者按] 　　苏云,广受长影人爱戴的杰出电影事业家。值今年七月他逝世五周年之际,本刊特发表华克导演的文章,以表达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位资深的电影艺术家曾感慨地对我说:“在电影厂,如果你能摊上一位既懂行又在行的好领导,那就是你当导演的福分。他不仅能成就你拍出好影片,还会让你干起来特别舒心。”这句话,让我联想起赵丹1978年弥留前发出的呼唤。他以自己多年来的创作坎坷和沉痛教训,希望引领电影事业发展的操盘手们既懂行又在行,关心爱护艺术家们创造性的劳动,热心提供宽松环境,鼓励他们大胆创新。特别是在新时期党中央提出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之时,我们回顾以往政治思潮起伏年代的创作经历,不禁对那些把舵清醒、监制开明并爱护艺术家个性的电影开拓者们满怀敬意。而在被誉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曾在困难时期受命并长期担任厂长的苏云,便是被主创人员和职工们公认的杰出电影事业家,是值得我们深深怀念的领导人。遗憾的是,在他2005年7月30日驾鹤归西、永离影坛时,我作为他诲育的晚辈未临悼别现场,于今在沉痛的追思中,脑海不由得闪现出这位引领创作跋涉者的一幅幅难忘影像。 　　近年来,千百万观众通过央视《电影传奇》,重新感受到长影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昔日辉煌。一部部打动人心并影响几代人成长的影片,像《桥》《中华女儿》《光芒万丈》《白毛女》《钢铁战士》《神秘的旅伴》《平原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等,以其真实的时代面貌和纯朴感人的艺术特色,开创了我国电影事业新的画廊。而在奠基者中,身经抗战洗礼的八路军文艺战士苏云,名列其间。 　　1947年10月他23岁时,即受命随“西北电影工学队”,带着“延安电影团”在战火中拍下的珍贵胶片,由钟敬之、成荫带队,历经艰难跋涉,赶往东北兴山;在新中国电影开拓者之一袁牧之、陈波儿的带领下,参加了迎接新中国诞生的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创建。穿过东北解放战场的弹火硝烟,来到革命电影拓荒地的苏云,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投入拍摄《民主东北》等新闻纪录片、科教片及美术片的实践。他刻苦钻研,由不懂电影到熟悉电影,从摄影助手晋职为摄影科长。待1949年“东影”迁回长春,他以自己技术的专长,相继被任命为制作处、制片处副处长、技术处长并兼管洗印化工厂。1955年“东影”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随着大量故事片的创作与投产,他作为厂技委会主任,在看“样片”、审“双片”及定“校正拷贝”的过程中,同艺术家们展开广泛探讨,全面提高素养,也因而从所谓“技术棒子”一转为深谙艺术三昧的内行。惟其如此,在长影为庆祝建国十周年拍出一大批献礼影片并迎来首次繁荣之后,时年36岁的苏云,以他年轻有为的实干业绩,被中共吉林省委任命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 　　忆往昔岁月峥嵘。回顾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其间一大憾点,是随着国内政治运动的思潮起伏,电影业前进的航船往往处于颠簸摇摆之中。而作为国家电影制片厂策划创作与组织摄制的掌管者,在党的文艺政策与“左”的干涉纵横交错的境况下,往往陷入诸如题材样式、思想倾向抉择的困惑之中。特别在政治大潮来临时刻,他们能否头脑清醒地把舵,既坚定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和团结知识分子的政策,又力排错误干扰,保护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与艺术特色,就成为判别他们或有胆识跃向潮头、或是怯浪逃遁的分界了。 　　1960年,经过反右斗争的长影,一批执导过《上甘岭》《董存瑞》《六号门》的党员艺术家如沙蒙、郭维、吕班等,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备受伤痛。广大艺术和技术干部又由于厂主要领导违背创作规律,对艺术粗暴干涉也心灰意冷。我正是这年10月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踏进长影门槛。目睹“大跃进”后厂院里出现的沉闷和饥色,也感受到不懂行、不在行的家长式指挥棒敲打引发的创伤和震荡。翌年喜见转机,周总理连连召开知识界座谈会,平息人们对反右扩大化的怨气;还亲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重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艺术的方针。为贯彻会议精神,长影党委两年两次召开扩大会,总结教训,并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改选党委。也就在这一时刻,一些“左派”人士对苏云入选党委委员发难,声称他在总结会上的发言,意在“为沙蒙、郭维等右派翻案”。而苏云据理辩驳,他说:“我讲的都是事实:为什么提出‘艺术家、技术家治厂’和‘组织创作集团’的某些上级领导一点责任不担,相安无事?而响应他们号召和受鼓动的导演却被扣上右派帽子?”因而他拒绝检讨,哪怕落选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就是苏云的正气,他只认真理,不屑被诬或出局。后经省委和文化部领导对一些同志解劝,很快众望所归,苏云高票当选党委委员。转瞬至1963年9月,他又被文化部任命为长影代厂长,与新党委书记岳林搭班,全面挑起了主抓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