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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华人：正在消失的传承 　　对于多数印度华人来说，生命是没有终点的旅行，印度是他们的家，又不是家。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边界移动两百年》 　　2014年底，在加尔各答的义工之旅，让我了解到印度华人这一很少被人关注的群体。他们在印度生活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并竭力想保留中华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然而，人口的减少与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这个群体特有的文化表征正在逐渐消失。在这组照片里，我不仅想展现他们的真实生活与境况，更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希望能够藉此将这段群体记忆存档。 　　两百多年前的故事 　　1757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又称“不列颠东印度公司”，1600年12月31日，英皇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编者注）通过“普拉西战役”控制了孟加拉地区，打破了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的贸易垄断地位，当时的印度首都加尔各答也成为了一个国际商港。当时的印度卢比比美元更有价值，且比中国流通的货币贵十倍，对华^来说，到印度去就像今天很多人想到美国和加拿大去―样，意味着发家致富。 　　1777年，被印度华人称为“阿伯公”的水手杨太钊乘一艘满载丝绸、茶和糖的中国商船在印度洋遭遇风暴后漂至加尔各答附近海岸，已经厌倦水手生活的他决定在此安顿下来，并成为印度历史正式记载的第一位在西孟加拉工作、生活的近代中国人。 　　此后，家乡遭遇?勇一蚱独У幕?人，不断通过水路或陆路来到加尔各答。广东南顺人做木工，客家人制鞋制皮，湖北天门人安牙、洗牙，山东人卖丝绸，上海人则开洗衣店……这些行业大多被当时的印度人视为低贱行业。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每天工作十几个钟头，半年之后就可以满载而归。而有一部分华人则长期留下来，在加尔各答市中心汇成“唐人街”，并开启了华人在印度的历史。 　　华人在印度 　　经济的发展有时难以避免地会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挑战，虽然我们总是试图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寻求平衡，但相比国内的许多发达地区，我却惊喜地发现印度华人不仅从外显形式上，而且在生活的细节与肌理中保留了很多中华传统味道。 　　拍摄印度华人，我主要在加尔各答和梅加拉亚的西隆这两个华人聚集较多的地方，并寻找一些年龄在60～70岁之间的老年人，他们也是很多历史事件的经历者。我将自己看作讲故事的人，希望通过摄影，用肖像图片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 　　在加尔各答的唐人街，居住在附近的华人总会以小群体的方式分布在菜市场，买完菜后随意聊天是他们最能找到“根”的方式。四邑会馆坐落在唐人街主路旁，一楼的会堂宽阔而空荡，有一份尘嚣之外的安静，墙上有孙中山和甘地的画像。偶有两个老人来到这里悠闲地下象棋，这是江门四邑人聚会的地方。二楼的观音庙俨然变成了加尔各答的景点，不时有印度导游带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重复讲述着这一段属于中国人的历史。庙堂不大，中间供奉着中国带来的神像佛龛，用柚木精雕细刻的镂空花纹至今依然非常华丽，吴海华每天静静地掸着庙里的灰尘，他是这座建于光绪三十一年的观音庙的看护人，65岁的他沉默寡 　　言，至今未婚，陪伴他终老的唯有这座代表着华人精神的庙堂。 　　在加尔各答市东郊一个名为塔坝（Tangra）的地区，现在是印度最大的华人聚集区，他们大多是客家人。1910年前后，客家人在这里开始从事制皮业，从小作坊到大厂房，凭着客家人特有的勤劳智慧慢漫在这片沼泽地扎下根来。制皮，是塔坝人的共同回忆，也代表一个属于塔坝的辉煌年代。老人说，最多的时候塔坝有300多家制皮厂。因为环境污染，印度政府下令将所有皮厂搬至远郊区。这样一来，只有极少数有资金实力的华人能重新买地、购置设备盖新厂，而资金实力较弱的小皮厂就不得不停止运转，他们中大多数人把厂房改为餐厅或租给印度人做二次加工。 　　一个锅、一把铲就可以创业，开餐厅仍然是海外华人最优先的生存选择。现在，到塔坝吃中餐已经是印度本地人的共识。塔坝大大小小的中餐馆有30多家，从没人指路就一定找不到的馄饨馆到有着2层大型停车场的“BIG BOSS”，家家生意红火。尤其是谢应兴的“BIG BOSS”，这家塔坝最大的中餐馆，迎合印度人口味将中国菜进行改良，每天一到饭点，餐馆座无虚席。 　　在印度东北部，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南，孟加拉平原以北，是被称为“云的居所”的梅加拉亚邦，它的首府西隆，曾经也是阿萨姆邦的首府。18世纪，英国人请来了大量中国人北上大吉岭带来种茶技术，他们的后代便散居在印度东北邦。而如今，梅加拉亚邦各地已难觅华人踪迹，首府西隆也只有一些零星的店铺散落在嘈杂的市场中。 　　65岁的梁淼粼几乎全年无休地在这塞满货品的几平方米的鞋店里忙活。集中营，是梁先生和许多边境华人共同的童年记忆。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印度政府将大吉岭、阿萨姆地区3000余名华人以欺骗或强制的方式关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