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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认为值得的事 　　当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一袭黑衣、两鬓微斑的李杨导演，说这句话时有那么一瞬敛了脸上的微笑，双眸射出略有些凌厉的精光，随即又恢复笑容补充道，我认为自己是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受邀参加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他住在毗邻淮海路的花园饭店，对闹中取静的宽敞花园和原法国俱乐部改建的巴洛克风格的裙楼很满意。适逢闷热潮湿的梅雨季，但他并不抱怨连续降雨使出行不便，稍有闲暇便想去看老房子。 　　采访的前一晚，笔者有幸与李杨共进晚餐，席上有重量级剧作家沙叶新，陪伴在侧的李杨自始至终恭敬有礼、照顾入微，并且顾及到席间每个人的感受，言行处处分寸得当令人舒服。若非如此接触，谁能想到这位国内影坛上颇为“另类”的导演，行事待人却如此随和低调。 　　为圆“导演梦”退学出国 　　生于1959年的李杨，父母都是陕西省话剧院的演员。看着大人们排戏，孩子自然会模仿，与小伙伴游戏的内容之一就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过家家般演戏。耳濡目染，他早早就立下做演员的志向。 　　文革期间，父亲因年轻时曾加入国民党而遭受批斗、被迫害致死。母亲虽然因为曾经参加抗战而幸免于难，却也因为不愿与父亲离婚而被降职降薪，家中生活一落千丈，身为长子的李杨13岁就承担起家庭责任，想办法去挣钱并照顾两个弟弟。眼看着身边的人互相检举、揭发、批斗，最熟悉甚至最亲近的人彼此背弃、施暴……令他年轻的心早早就看见人性的无常与丑陋，并因此产生了长久的思索。1977年恢复高考，对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深怀厌恶的他为了远离人群，报考了自己并不擅长的地质学专业，却因11分之差而落榜。1978年，他同时考上了陕西省话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在称国家话剧院）。不愿回伤心地面对关于父亲的惨痛回忆的他，选择了去北京学习和发展。 　　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几年，起初各个领域包括文化艺术界都百废待兴，并没有太多好戏可演。后来为了增加表演经验，也为了生存，他也和不少话剧演员一样去外面接一些影视表演的活。但在此过程中他开始对导演的工作产生兴趣，并且受了第五代导演早期代表作诸如《一个与八个》《黄土地》等影片和一些外国经典电影的影响，逐渐将目标转移到做导演上。 　　1985年，26?q的李杨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两年之后，他居然退学了。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属于国家干部编制，罕有人会中途退学，他的举动在当时着实属惊人之举。如今谈起缘由，他说当年的女朋友要去德国留学，而他又想走出国门，去电影和艺术发展比较先进的地方学习体验。那时国家规定，大学毕业生五年内不能出国，想到毕业后再等五年，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为了不虚耗时光，也为了爱情，他做了去德国留学的决定。 　　带着凑来的400美金来到德国，李杨最先进入德国西柏林自由大学学习艺术史，之后又转入慕尼黑大学，修戏剧文学专业。最终1995年在科隆影视传媒艺术学院电影导演系，获视听传媒学硕士学位。对于自己8年期间三次转变专业方向，李杨笑称自己“不安分”。但得益于德国高度人性化和相对自由的教育制度，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情况转换就读的专业和学校，大学之间彼此承认过去的学分，他因此能最终比较理想地完成导演专业的学习。 　　在德国留学期间，李杨为了生活和学费打过各种工，起初是餐厅跑堂、商场销售之类，语言过关之后就开始做演员，还曾经在对华广播的电台做过播音员。通过从事这些工作，使他对德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了更多了解，德国人纪律性强、严谨务实、理性重逻辑等特质也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感觉到自己从前的认知崩塌又重建，看问题和思考的方式都改变了。 　　亲身见证柏林墙倒塌，亲眼看见长期处于物资匮乏中的东柏林人在柏林墙开放后因吃得太猛而噎住、一边干呕一边流泪的情景，使得他心中对人性、对生命生出更多悲悯和反思。 　　处女作《盲井》获奖无数，让王宝强脱颖而出 　　在德国考电影学院期间，李杨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云南泸沽湖的报道，他意识到那里有适合拍成纪录片的素材，便自费前往拍摄。完成了记录摩梭族走婚制的《妇女王国》之后，他又拍摄了记录哈尼族喜庆葬礼的《欢乐的绝唱》。忆起当时情景，他感慨说那次拍摄过程中，哈尼族“向死而生”的生死观对他触动很大。这两部拍摄于当时云南最偏远地区、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又引人深思的纪录片都出售给了德国电视台。此后他又为纪念抗战50周年创作了纪录片《痕》。 　　然而仅仅拍摄纪录片并不能令李杨满足，他的“导演梦”是拍摄自己的故事片，证明自己有做导演的能力。 　　在德国完成学业之后，他迫切地想要将所学得以施展，可当时国内电影业不景气，街头到处充斥着播放港台片甚至色情片的录像厅。电影拍摄都是由各大电影厂进行，个人连拍摄许可证都难以申请。他每年回国来考察，又总是失望，直到有一天他得知国内也有所谓“地下电影”，在部分小众影迷之中颇受欢迎。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