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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鲁院有关幸福时光(散文) 　　1 2003年9月的那天上午，我收到了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的通知书，上面的报到日期为9月3日前。拆开这份挂号信，我凝视了足足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内，我的办公室电话一直都在叫个不停，手机的“未接来电”是34个。我知道，鲁院这个高级研讨班，系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深造班”，学员是来自全国的知名作家和著名编辑。免收全部费用，并全脱产学习。我能有这个机会走进这个班，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最值得庆幸、最值得珍惜的一次学习机会。 走出办公室，我把通知书交给秘书，吩咐她说，快，通知公司全体员工十点钟在大会议室开会。秘书看完了通知书的内容尖叫着，回办公室拨电话。 在公司员工大会上，我压抑着内心狂跳不止的喜悦，概述着这一段时期的销售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的方案。我说我要离开公司一段时间，有员工就问我去哪个国家？我笑了，我说，我要去鲁院学习。他们说，去鲁院干么呀？你那么忙，学什么呀？是三个代表吗？我回答说，你真聪明！ 我的手机又在振动不止。“010”的区号诱惑着我急忙接听。一个甜甜的声音告诉我，她是鲁迅文学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核实我能不能按期入学？我回答四个字：风雨无阻。她又问，能不能坚持听课？这时我犹豫了一下，回答了三个字：没问题。对方放心地挂了电话，我也走出了会议室。 这天中午，我以一个现代化医药企业董事长的身份，宴请了公司的全体员工。我醉了。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又掏出了西服兜里的录取通知书，大声朗读着内容，挥舞着、惊叹着，一个活脱脱的中举后的范进。 是的，在他们眼里，我仅仅是一个民营企业董事长，是一个在商风钱雨里厮杀的商人。赚取利润，创造财富，是一个成功商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可是，又有谁知道，对我来说，经营的目的，就是等待某一天富有了，不再为吃饭问题发愁了，再好好从事文学创作。我真心痴醉的是埋在心底的文学梦啊。 一晃，这个梦都做了二十几年了。 1965年农历9月，我出生在淮北平原的那个叫做巴楼村的土地上。世代的农民家庭里，企盼的是吃饱穿暖。从记事时起，父母就期待着我能有一天比他们强。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节俭得一年也舍不得割点肉改善生活。他们把节省下来的钱供我一个人读书。我的两个妹妹因为父亲没钱供她们上学，只好天天守在田地里，从小就开始做农活了。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都酸溜溜的。和她们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哪一个不识字啊。可我的两个妹妹却从未踏进过学校大门。穷困的烙印，曾让我的父亲在村子里经常受到欺辱。 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一直都是在邻村的孙楼小学度过的。放下书包，便跑到田地里帮父母做农活，或者挎起竹篮子到地里薅草，这便是我的课余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时候，我便告诫自己，一定不让父母生气和失望。我要勤劳，除在学校好好读书外，还要在家里多干农活。 常常是在晚上收工的时候，一家人聚集在灶屋里，奶奶、父亲、母亲在一边商量着明天的地里活，一边把我拉在他们跟前，千遍万遍地叮嘱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到镇上去、到城里去。每每说到这些，全家人一天的疲劳和辛苦，都在笑声中淡忘了。 有一天父亲带我去赶集，走到新华书店门口时，一种遏制不住的欲望，促使我非要走进去看看不可。人生第一次，我见到了那么多的书。我对父亲说，我要买几本。父亲笑着答应了。那次，我买了《我们的班长李小芳》、《小闯》、《红岩》、《高玉宝》等十几本书。父亲一直在说，买那么多弄啥？我抱在怀里不说话，一本也舍不得丢。父亲从他粗布内衣里掏出裹着的钱，心疼地数着…… 1979年春节过后，我们村子里来了一帮戏班子，在我家西边的空地里搭起了戏台子。已经读初中二年级的我，虽然听不太懂梆子戏，可那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都使我兴奋不已。往往在春节后的正月里，村人们没有农活，天天揣着袖筒东村逛西村悠，听戏便成了村人们最感兴趣的喜事。尤其当唱戏的演员轮派到自家里吃饭，那便是一家人欢天喜地的日子。这时候，每家每户都会捧出家里最好的饭菜招待这些客人们。 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见几个穿着鲜艳的男女在堂屋里坐着，便怯生生地望了他们一眼，丢下书包就往外走。父亲喊住了我对客人们说，这是我大儿子，读中学哩。客人们打量着我，唏嘘着、夸赞着，说我长得又白又胖的，以后肯定会到城里去。我心里乐滋滋的，不敢吱声。父亲对我说，他们是到咱村里唱戏的人，等你长大了，也和他们一样走南闯北，不吃自己家里的饭就好了。我笑着，还是跑到灶屋里去了。 灶屋里，奶奶、姑姑、还有我母亲都在忙着做饭。平常从不舍得吃的蒸馍、丸子、豆腐等，一样样都端了出来。奶奶说，那个最会说话的女的，名字叫个大兰；那个男的，是拉弦子的杨志安。他们俩唱戏是唱出了名的。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认识他俩。从此，我便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并油然而生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