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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权与民族权的区域性司法保护机制 　　内容提要　2006年7月2日，非洲联盟第七届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这是继“非洲统一组织”于1981年制定《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后，非洲国家在人权和民族权保护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促进非洲国家民族问题的解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以及推动区域人权与民族权保护机制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但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在实际操作中将面临诸多困难。 　　关键词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 区域性司法保护机制 　　 　　2006年7月2日，在冈比亚首都班珠尔举行的非洲联盟(非盟)第七届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该法院在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成立多年后浮出水面，是继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之后在非洲大陆上出现的第三个具有国际性质的法庭，也是继非洲统一组织(以下???称“非统组织”)于1981年制定《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以下简称《非洲宪章》)后，非洲国家在人权和民族权保护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加强区域人权和民族权保护机制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因此，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成立事宜引起了世界各国法学家、人权学家和民族学家的关注。 　　 　　一、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成立的历史背景 　　 　　(一)非洲人权与民族权保护状况 　　非洲曾是人类的摇篮，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非洲是世界上民族数量最多(500多个民族)、民族成分最复杂、跨界民族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民族关系复杂、民族问题尖锐、流血冲突不断的大陆。15世纪前，非洲各族人民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生活。15世纪至20世纪末，非洲则处于长达500年的黑暗的殖民统治时期。来自欧洲的白人殖民者实施野蛮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推行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给非洲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非洲各族人民不但其公民的平等权、尊严权、参政权、同工同酬权等基本人权被“合法”地剥夺，而且其生存权、发展权、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权等基本权利也同样遭到践踏和剥夺。非洲国家独立后，殖民主义遗留下的祸根和利益纷争相交织，直接引发一系列争端和冲突，使当代非洲人民的基本人权和非洲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和平与安全等集体权利的实现面临重重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冲突激化。殖民主义者为维护其自身的统治，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殖民者的影响，特别是有些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仍受制于前宗主国。而且大多数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第一代掌权人基本上是在原殖民者的支持和帮助下上台的，这就使他们执政时期政府制定的各项国家发展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殖民时期的色彩。例如，乍得独立初期，在前宗主国法国的支持下，代表南方民族利益的“乍得进步党”轻松地战胜了实力较强的代表北方人利益的“乍得民族党”，其施政方针遭到了代表北方民族利益的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坚决反对，后者主张实行国家彻底独立，乍得必须完全摆脱殖民者的统治。因此，刚独立的乍得就由于内部分歧而使国内的政治局势被血腥的恐怖局面所笼罩。同样，震惊世界的1994年胡图人与图西人两大部族间的大屠杀也与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个国家沦为殖民地后，殖民者采取了“扶植图西人，遏制胡图人”的政策，使得两大部族间的对立情绪不断滋长，相互间不断发生冲突和仇杀事件。1962年两国独立时，在卢旺达占统治地位的是胡图人，而在布隆迪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图西人。从各自部族立场出发，在卢旺达的图西人要求改变当时的政治状况，而胡图人则要求维持当时的政治状况；在布隆迪则是胡图人要求改变当时的政治状况，而图西人则要求维持当时的政治状况。正是这种一方要求改变与另一方要求维护国内政局的斗争，不仅使这两个国家成为非洲政局最不稳定的国家，而且直接导致了非洲历史上罕见的部族间的野蛮大屠杀。此外，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利益分配不公也是引发民族冲突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出现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就与此有关，并且非阿拉伯人武装与政府军及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迄今已造成该地区7万多人死亡、180多万人流离失所，约有200万人亟需“紧急救助”。联合国的报告声称，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情况已经在达尔富尔发生。 　　2、西方式民主使非洲政局动荡不安。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迅速出击，以扩大自身在非洲的影响。为了能控制非洲，美国把“多党制”的民主模式输入非洲国家，并把这种民主模式与经济援助相挂钩，拿出3000万美元的“地区民主化基金”，为走上“新民主化”的非洲国家提供直接的经济援助。在这种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在1989年末到1990年初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有9个非洲国家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