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广慈-从艺术家到商人.doc

瞿广慈:从艺术家到商人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瞿广慈说，他如今的商人身份比艺术家身份更有意义――他的“稀奇”改变的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市场价值和价格偏离的现状，他更希望改变中国社会长期僵化和陈旧的审美，甚至把“稀奇”的所有盈余捐做善款。 北京的三里屯，把向京和瞿广慈夫妇的“稀奇”压在了地下一层。对于曾经习惯于游离在雕塑和高尔夫球场之间的瞿广慈来说，“稀奇”顶住的可不仅仅是楼上商业繁华的三里屯和重量级的世界著名品牌。 现在的瞿广慈又多了一重身份，他是“稀奇”的老板，一个名符其实的商人。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他和妻子向京近年在拍卖市场上的总成绩，要超过中国其他所有雕塑家的总和。如今，他和向京大部分最成功的雕塑代表作品，被制作成艺术衍生品摆在稀奇店里，其中包括瞿广慈早期广受关注的《一切皆有可能》。 很多外国人看到这个站在树枝上打高尔夫的小人儿都觉得无比幽默，但对于瞿广慈来说，这件雕塑不光严肃，小人儿在树枝上挥出的这一杆更是意味深长。“这有点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小的时候，谁又能想得到会有今天的一切呢？” 大城小事 上海闵行区一处破败的里弄深处，曾是向京和瞿广慈的工作室。在那里，瞿广慈浇铸过一个汽车模型，这是陪他们完成人生迁徙的重要成员之一―一辆吉普车。1999年夏天，瞿广慈研究生毕业，他们就是开着这辆吉普，载着他们的两只小狗“黑皮”和“花花”，从北京到了上海。 在此之前，向京在《大众电影》杂志做美术编辑。上班要起大早，瞿广慈就开车去送她，下班再去接她。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赶上向京加班，瞿广慈就一直在车站等。夏天还好，冬天冷得连车窗都不敢打开。有一次，向京下班已是后半夜，瞿广慈脸上盖着报纸早已在车里睡着了。向京看到在车里睡着了的瞿广慈，眼泪一下流出来，她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那一年，向京只完成了两件小作品，瞿广慈几乎什么都做不出来。 到了上海，他们主持了上海师范大学的雕塑系。学校领导为了让他们安心留在学校，把学校在市中心仅剩的唯一一块还能够盖房子的空地，给了他们做工作室。瞿广慈不敢相信，他问校长，“这块地将来是属于美术学院还是学校？”校长回答，“都不是，是你们的。” “后来，每次有朋友来到工作室做客，也都不敢相信。他们觉得，学校怎么会把这么好的地方给了两个这么年轻的老师。”瞿广慈说。 在上海师范大学，年轻的瞿广慈仕途一片光明，他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和美术学院院长助理，主持了上师大的“无形画廊”。用向京的话来说：“学校给了我们一间小工作室，立刻可以开始做东西了。教学生，也是讲跟专业有关系的事情。生活一下子变得特别简单，这很适合我俩的脾气。”瞿广慈也说：“离开北京时，我觉得对于个人创作来说，已经完全释放了。” 随着教学年头越来越长，瞿广慈发现自己在面对学生们年轻的“生命力”时越来越力不从心，无论创作还是生活。在一次学生的毕业晚宴上，所有的学生挨个向他敬酒，向京告诉他，学生喝多少，作为老师就应该喝多少。“我不算能喝，但酒量也不差，一两个、两三个学生过来喝没问题。但所有的同学都过来喝，我都回敬就力不从心了。”瞿广慈说，“这是一个例子，无论在学生的创作还是生活中，我介入得越多，越心有余力不足。” 2007年，瞿广慈和向京递交了辞呈，让他们更加厌倦的是，体制内官僚之间的关系。瞿广慈发现，“制度不是建立在机制上的，是建立在人上的。可能今天来个领导，上进心强，他就推动两三年。但是换一个糟粕领导来了，就把前面的全部打碎。” 从“集体主义”到“鸟儿问答” 在学校的七年当中，瞿广慈有五年都没有做创作。从附中到研究生，一直从美院系统走过来，瞿广慈有太多的教学理想。“有四五年的时间，做创作做得很少，大多数是在做教学实验。”正是这样，他也同时积攒了一种能量，“等到最后两三年再做创作的时候，觉得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他把在体制内积攒的焦躁和愤怒，全部消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这样，“集体主义”最终成型。 2007年9月，瞿广慈在上海证大美术馆举办了名为“集体主义”的重要个展。这个个展开启了瞿广慈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时期――“革命浪漫主义”在上海悄然拉开。 2009年，瞿广慈和向京又做出了人生的又一重大决定，他们决定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当年的“黑皮”和“花花”已近暮年，瞿广慈和向京也已经进入了最丰富的创作期。带着他俩所有的助手和员工，他们来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瞿广慈的工作室大了许多，甚至在开车去工作室的路上，他也有心情欣赏从故宫角楼顶上升起来的朝阳。一年的冬天，当瞿广慈一个人躺在工作室二楼的阳光房里晒太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什么都感受不到了。过去的愤怒、不满、春风得意，一些化解不了的矛盾，当时间和空间的载体发生变化以后，他突然发觉，自己的表述方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