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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民间组织是集体经济多种形式发展新探索 　　上海的集体经济，可分为城镇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两大部分。目前尚没有权威的总量统计，保守估算资产规模应在上千亿元。根据2012年《上海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1年集体经济生产总值为924.89亿元，占当年全市生产总值的4.82%。 上海的农村集体经济，以成建制的村为单位，全市由市农委作为主管部门，管理体制、资产状况等都还比较清楚。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的深化改革，近年来步伐较大较快。2012年3月上海市委沪委发【2012】7号文《关于加快本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明确指出，要“明确改革重点”，工作重点由城市化地区为主向全市面上推进。“鼓励方式创新”，支持和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胆创新，采取存量资产量化、存量加增量等多种方式推进改革。城市化地区可根据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需求，加大农民出资共同参与产权制度改革的探索力度；农业地区可尝试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的方式，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文件颁布后，上海农村集体经济的新一轮深化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 相对于农村，上海这几年城镇集体经济的改革波澜不惊，动作不多，动静不大。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城镇集体经济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利益群体比较多，尤其是城镇集体资产的处置比较困难，需要谨慎对待。总体而言，上海城镇集体经济是“各家孩子各家抱”，目前大体可分为三块：一是市级层面的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上海市工业合作联社、上海市城镇工业合作联社和上海市生产服务联社等四大联社。二是区（县）属的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原先区（县）属的工业局和农机局，如长宁区的万宏工业投资发展总公司、静安区的静工集团、徐汇区的新徐汇集团、嘉定区的嘉加集团等。三是国有大企业的扶办集体企业，如电力、铁路、冶金、水务、烟草等央企、国企下属的多经企业。 一、城镇集体资产存量处置是个难题 传统意义上的城镇集体资产一直是共同共有的。如果要清晰产权，实行彻底的按份共有，具有难以逾越的理论与实践障碍。 城镇集体资产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其组织形式和产权主体，在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几番受“左”的政策折腾，组织形式不断变形，出资人日益模糊。 1.历史演变使城镇集体经济资产形成过程、经营体制复杂。中国共产党是重视发展集体（合作）经济的。建国后，1950年7月成立了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党明确规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组成部分。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形成手工业合作化高潮，基本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新中国城镇集体经济初步建立。这时的城镇集体经济，主要还是按照合作制原则组建的，强调了“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和团结”的基本原则，产权基本明晰，承认劳动者个人的所有权，资产与个人相联系，对劳动者及社员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份配相结合的原则。 但其后就提出了合作社向国营企业过渡的意见。1958年，在“大跃进”的思想指导下，全国范围内迅速刮起了“合并”风、“升级”风和“过渡”风。城镇集体所有制过多过早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采取退还劳动者股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地合理地清退）、资产“归大堆”等做法，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规律，使城镇集体经济受到严重挫折。 “升级过渡”造成的恶果，是手工业品市场供应全面紧张，于是1959年国家出台“手工业18条”，1961年出台《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35条”，这使城镇集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1966年开始的“文革”，又使城镇集体经济遭受重大的破坏，合作经济和“手工业35条”被诬蔑为“资本主义尾巴”和“修正主义黑货”，城镇集体企业再次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丧失自身特色，沦为“二国营”。 这30年的历史过程，使原先由手工业者自筹资金兴办的合作社经济，几经折腾，命运基本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改革开放后，虽然涌现了许多新的形式，进行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等转变经营体制的改革和股份合作制等产权制度的改革，但“左”的政策造成传统城镇集体经济产权主体模糊的问题一直存在，成为推进集体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2.传统城镇集体资产产权主体模糊，量化对象难以厘清，同时存在一部分不可量化的资产。由于历史上的多次反复，相比农村，城镇集体经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更为困难，主要是集体范围内的产权量化对象难以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的成员相对固定，比较容易划清边界；而城镇集体资产的创造和积累，不是由一代人完成的。50年代成立的集体企业、合作社、合作工厂的老职工勤俭创业，积累了一定资产后，这些人大多已经离世；其后稍年轻进厂的，往往是计划安排就业（据统计，城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