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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二） 一、天道观与人性论对教育的影响 （一）天道观与天人之辩 （二）人性论的不同的主张 （三）天道观与人性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二、历史观与社会发展观引申的问题及其与教育的关系 （一）几种创世说 （二）几种社会发展观 （三）从历史观引申出的几个问题及其与教育的关系 天道观和天命观在古代，不仅是人性论的基础，同时也是社会历史观和伦理观等的基础，不同的天道观和天命观就会引申出不同的历史观和伦理观，并影响着教育观。下面首先讲讲天道观的问题。 关于天与天道的范畴，大致有如下的一些提法。 天：天、道、气、（元气）、太极、太一、太虚、太和、无极、有、无、玄、理等等。 天道：天人、阴阳、道器、有无、理气、体用、体末、形神、心物、象数、虚实、动静等等。 一、关于天和天道 在中国古代由于对于天和天道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天的作用也有各种不同的表述，从而产生对天的各种不同的态度，下面将分别予以论述。 （一）对天和天道的不同理解 由于对天和天道的不同理解，便出现了不同的宇宙形成论，如认为天是由神创造的，由道而生成的，由气演化而成的等等。 关于天的解释虽很多。但概而言之，不外两大类，即有人格的上帝（主宰之天）和无意识的自然（自然之天）。在主宰之天中，又可分为有意识的最高主宰的上帝和作为宇宙精神的道或理。从君权神授到人性来源和伦理纲常的发端等，一切都来自于天。 1.在殷周之际，把天看作是最高的人格神，它主宰者人间的一切。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受命于天的，是替天行道的，所以后世就把皇帝称之为“天子”，天老爷是天上的最高主宰，天子是人间的至尊，是受天命而降生于世的。如《诗经。玄鸟》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盂鼎》记载:“丕显文王，授天有大命。”《尚书。康诰》也记载着“天乃大命文王”的话。所谓“我生自有命在天”，商汤与周文王都是受天命而降，理应成为人世的最高统治者。商汤在伐夏桀和周武王在伐商纣时，都是打着天命的旗号，号召民众起来恭行天伐。如在《尚书。汤誓》中是这样讲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并强调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还告诫民众说：“尔上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网有攸赦。”从《汤誓》这一段替天行伐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当时天命观的一般情景。 再举周武王伐纣时，大会诸侯于孟津所发表的《泰誓》为例，来说明天命在当时的至高无上的作用。在《泰誓》中周武王历数商纣的罪行，如“沉湎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愄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抵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家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罪。”说明武王是秉承文王之命，统率民众，恭行天罚的。而且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通过民心而体天意，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恭行天罚，以表明必胜的条件和决心。 由上述可见，在殷周之际，“天命”是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以“天命”作招牌来树立统治者的权威的。君主能否承天应人，被统治者能否安身立命，是社会治乱兴衰的根本所在。 2.到春秋战国时期，天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对天的不同解释也开始出现。 （1）在儒家思想中，对天命就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如在孔子的思想中，一方面可以看到天命主宰和决定论的思想仍然存在，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生德于予，桓其如是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何予何？’”在这些思想中，有的虽属在危难的时候，为自己及其随从者打气和壮胆所发的感慨，但同时也反映出殷周之际的天命观影响之深。孔子也作过对天发誓的事：“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上天可以解救人的危难，上天也可以证明人的行为的真伪。天道无亲，唯德是辅。 但在孔子的思想中，对于天命已经有了不少模棱两可甚至某些自然之天的思想存在。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在这段话里，孔子所说的“天”，既可以作为主宰之天来解释，即上天不言，但一切都安排的很好，四时行，百物生；另外也可以作为自然之天来理解，也就是说天并没有指示和安排，而四时运行，百物生长，都是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进行着。再如“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在这里所说的“唯天为大”，可以理解为指上帝的伟大，也可以理解为是指宇宙的广大，因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的弟子（子贡）也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之；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之所以少讲或不讲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