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公债思想初探.docx

梁启超公债思想初探徐中煜(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北京100871)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在公债性质、发行、偿还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理论。他积极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之处,又注重剖析当时中国国情,得出了一些精辟见解:他提倡经济利益原则,反对“爱国公债”;认为公债发行除具备一定的经济要件外,政治制度修明与否更为关键;对于外债,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关键词:梁启超;公债;发行;偿还文章编号:100025919(2001)0620101207中图分类号:K82文献标识码:A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公债对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它既是人们将手中闲置资金用作投资的方式之一,也是国家筹措建设资金的重要途径。但是,稍微年长的人也许还记得,对于公债的认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徘徊再到认同的过程,这也正是中国人改革观念、市场经济意识逐步建立的心路历程。由此可以想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提出系统而精深的公债思想是何等之难能可贵,即使对于今天也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一、何谓“公债”?梁启超认为“:公债者,民以财贷诸国库而取其息也。”1(P47)这就明确地反映了在此借贷关系中,人民和国家承担的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人民是债权人,享有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的权利;国家是债务人,承担到期支付本金和利息的义务;这种关系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利益的交换。根据发行的区域、货币的不同“,在本国市场募集者,可名曰‘内债’,在外国市场上募集者可名曰‘外债’;以本国货币积算者可名曰‘内债’,以他国货币积算者,可名曰‘外债’”1(P47)。众所周知,清朝末年,由于连年的内忧外患,特别是向外国侵略者支付的巨额赔款,使国库极端空虚。在此情况下,为了举办“新政”,就需要筹措大量资金“,欲筹此款,则舍公债外无他途也”2(P29)。此外,还应该理顺公债和租税的关系,不要将二者混同,梁启超认为“:凡理财者于经常政费,则宜以经常收入支办之;于临时政费,则宜以临时收入支办之。经常收入,则租税其大宗也;临时收入,则公债其大宗也。”3(P10)在建构自己公债思想的同时,梁启超较深入地探讨了清政府屡次举借公债(尤其是内债)收稿日期:2001207215作者简介:徐中煜(1973—),男,山西长治人,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干部、讲师,史学硕士。101失利的教训,他认为“:中国前此所以不能举办内债,因由人民信用未孚,抑亦公债用途不开使然也中国至今未尝观一有力之银行,既无销纳公债之尾闾,复无发行公债之枢纽,其屡次募集无功宜也。况国家既办公债,自应有种种推广用途之法,以随其后。”4(P6)可见,清政府完全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而还是按照政权机关原先征收赋税的办法来强制人民缴纳。这样的公债“不过勒损耳,其用之也既不正当,其行之也复不如法,则无怪吾民之以为病也”3(P11),其发行的失败就理所当然了。二、公债发行思想梁启超的公债发行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公债发行原则说、公债发行条件说、公债发行用途说,现分述如下:(一)公债发行原则说梁启超认为,公债的发行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一面而有效地防范其消极的一面,为此,他提出了如下的原则:第一,提倡经济利益原则,不主张“爱国”公债。他认为“各国学者之论公债也,咸抨击爱国公债,谓非正轨,以其不可以普及且不可以持久也。苟以爱国公债而欲使之普及且持久焉,则势固有不得不出于强逼者矣,而弊遂不胜其利”。5(P63)并不是他反对“爱国主义”,而是从纯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公债的发行过程中“国家为债务者,而持有债票之人为债权者,其权利义务纯然为私法上关系,而非有公法的作用以淆乎其间也”。基于此,老百姓认购公债“,不过以此为生计行为之一种,而绝非持国家之观念以为动机也”6(P44)。因此,梁启超主张对老百姓因势利导,甚至于不必公开宣传什么爱国主义,也不用问认购的人是否基于爱国,这是因为“普通人民知自利之义者甚多,而知利国之义者抑少,善为国者,举利国之事寓诸自利中”,只要人人出于自利之目的而认购公债“,不知不识之间,已大有造于国家之财政,此真可大可久之业也”5(P64),而不要单纯地认为公债是国民的义务,而靠所谓爱国心来维持。反之,要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让人们出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本能来认购,只有顺应了此经济利益原则,公债的发行才能持续下去,而这种持续的本身就是对国家大有裨益的。这就是梁启超由“自利”达到“利国”的思想实质之所在。第二,要遵循生计主义原则,适应民力。梁启超认为“盖支应国费,恒当以‘生计主义’为衡。生计主义者何,谓以最小之劳费得最大之效果也”1(P46)。他将国家的支出划分为恒费和特费两大类。“恒费者何?司农薄籍,既有一定来岁,不能杀于今岁者是也;特费者何?惟今岁或今后数岁特用之,过此以往则当停废者是也。”1(P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