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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厘清概念是第一要务 王恺 （河北大学，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 《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与《中国政治文化教程》两本书虽都是关于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但其侧重点却不同。通过比较分析其异同之处，找出探究学科学习的方法，做到心知而后行。 关键词：政治文化；儒家；民主；政治学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035（2013）10-0000-02 一、政治儒学与政治化儒学 同样是研究政治文化，将吕元礼的这本书与葛荃的《中国政治文化教程》作比较，其实 存在很多差异性。葛著对传统文化偏向批判，对其不含现代性因子和他认为本质上在为君主服务的儒家文化进行了抨击。但与吕著相比，吕著更显客观，且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作出解读与吸收建议。两本书结合阅读之后，收获良多。 在君与道的问题上，葛著认为儒家的“道”“政”是一体的，道既是政治原则，又是统治手段，且始终坚持“王权至上”，最终目的即是为君主服务；吕著则认为儒学被统治者政治化了，儒家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支持专制制度，但这支持只是作为实现民有、民享的手段，所以民有、民享才是其终极目标。 在仕与隐的问题上，葛著认为儒学对于无法进入仕途的人给出了“隐”的方案，不仅使失败者失意者可以再次专注修身于山林，明哲保身，还为君主成功化解了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和反对派；吕著则将“道仕”、“道隐”解读为孔子反对奉君取禄的出仕，行道才是目的，孟子认为“隐”为不屑于与君为友，荀子还是坚持“以道事君”。 通过对比，葛著中坚持“政”高于“道”，认为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终，儒家的做法和思想宣扬对于“尊君”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其总是以君权作前提，以维君权为目的；吕著则认为儒家实际是在“利用”君主获取最高理想的实现，表面看上去是“尊君”，实则“守道”。二者的观点直接牵扯到到底是民本主义还是专制主义。 这种矛盾在于对政治儒学与政治化儒学的区别上。借用蒋庆先生的观点，政治儒学的重要特征是批判性，即对现任制度不是无原则的接受，而是具有批判和反抗的能力。政治化儒学是指儒学完全丧失了社会批判功能，不再具有评判与反抗的能力，对现实政治采取无原则的完全接受的态度，自甘沦为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变质为彻底为统治者服务的意识形态。其主要表现是将专制绝对化、永恒化、神圣化。（蒋庆《公羊学引论》.1995）正是由于儒学往往被统治者郑智化，所以，当有人向杜维明问及“如果我们的领导人突然决定提倡儒学，你会不会很高兴”的问题时，杜维明回答说：“不。首先我得了解他想要提倡的是什么样的儒学。”杜维明反对把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来提倡。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强迫人们服从，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二、到底是尊君还是贵民？！ 由政治儒学与政治化儒学的问题，联想到上节课时讨论“尊君”与“贵民”的矛盾。 孔子既说“王权至上”，又为何提“民为贵”呢？那么到底是为了“尊君”，还是“贵民”呢？哪一个才是孔子的最终目标？ 政治化儒学派会认为维护王权才是孔子的终极目标，儒学理论就存在于专制时代，任何学说都已承认君主制为前提。 而政治儒学派则会认为贵民的大同盛世才是其最高理想，孔子的思想超然于国家形态之上，支持专制制度只是实现其理想的手段。 诚然，两千多年的历史向我们证明：孔子的最高理想并未实现——没有出现他所向往的“道”的实现和盛世大同，但却导致了保障王权统治、维护君主利益足足稳定数千年的封建时代以及大批骨子里只懂服从的顺民。这样的结果对孔子和崇高理想略显讽刺，但是这样的结果可以证明孔子的初衷是尊君而并非尊重民吗？ 显然，不能以结果去倒推过程与初始目的。这是在做研究时应坚持的原则与理念。只能从古人留下的文字与资料中获取答案，这是一个应然与实然的问题。 儒家的终极目的确是实现其最高理想，“道”的实现与“民为贵”的大同是孔子毕生的追求，虽然未曾实现，但我们不能因为其造成的“尊君”的后果去冠名——为君主服务才是它的终极目标。当然，每位思想家都希望自己的学说和理论能够影响众人，与世长存，但孔子在借用君主之手来实现其追求的时候，恐怕也未曾妄想过儒学居然会成为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且在君主的反向借用中将其政治化，成功维护了王权的统治。孔子虽是圣人，君主却也不是傻子。 三、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 正如吕元礼在最后一章中谈到的民主问题，“民主的机制虽然烦琐不便，却是切实可行。 它不是一种追求最优的求全机制，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