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赋使命”观对美国外交的影响.docVIP

“天赋使命”观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天赋使命”观发源于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它在美国文化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成为美国人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使命”观不仅对美国领导人以及政治家们所作出的决策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并促使了美国积极向外扩张，成为表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引言 　　“天赋使命”观是美国外交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美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它发源于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许多美国人都认为，作为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美国人有责任把世界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使命。这一观念在美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当中根深蒂固。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巴尼特说，使命观、民族优越性就是美国人的宗教。另一名美国学者波恩斯则说，“‘天赋使命’的观念像一根金钱贯穿了美国历史，并深入美国人的文化认同之中，成为美国人把自己同其他国家区别开的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美国人民族意识的产生，并随着美国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强化，成为美国人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天赋使命”观深深地影响着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当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时，这种使命观对政府决策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成为表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一、美国人“天赋使命”观的根源 　　“天赋使命”起源于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思想。随着第一批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固存于他们思想中的宿命论便与开拓一个新世界的“神圣计划”结合起来，播下了美国“天赋使命”观的最早种子。其基本含义是：美国作为上帝选择的特殊国度，受上帝委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并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山巅之城”（A City upon a Hill）、“希望之乡”（The Promised Land）等，便是这一使命思想的核心表述。 　　种族应该无优劣之分,但社会发展却有快慢之别。当一个居于优势的种族所构成的社会在文明程度上明显高于另一个种族构成的社会时,前者就会产生一种优越于后者的观念或心态,这就构成了“天赋使命”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上帝的选民”早在古代就成为先进民族为解释对落后民族统治合理性的一种论据。美国虽是个移民国家，但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优越论”，即“白人至上”的观念。这种优越感的基础是“上帝选民”思想，同时又与美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独立后形成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美国历史学家罗伯逊认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早期移民比他们的后代及历史学家更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移居新大陆的是我而不是别人？“他们被选中（甚至被驱使）……于是，他们同旧大陆分道扬镳了，不但在地理上分离了，而且在目标、命运方面也不同了……他们命定成为一个民族……他们命定把这块土地变成‘希望之乡’……在上帝创造并安置在地球上的所有人中，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新世界。正如基督给世界带来了新启示录，代替了旧启示录，这些上帝的选民带来了新的使命”。[1] 　　他们确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优越，也就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这种自命的优越感随之产生一种天然的使命感。[2] 　　所以，美国在对待其他国家时往往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或居高临下的位置上，常常以“救世主”自居，认为拯救世界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 　　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和美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使命”观填入了现实成分，并为美国人实现自己的“使命”提供了条件。美国的独立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使美国人对自身“独特性”的认识具体化了。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建立，使得一个封建君主制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国的宪法是一部“伟大的宪法，是“人类政治史上的创举”，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是“世上最好的维护人类民主自由的政体”。诚如拉尔夫?加布里埃尔所言，“美国民主制把世界从专制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使命正是基督教注定把世界从撒旦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世俗表达。”[3] 　　就这样，“使命”观在美国人思想里不断得到强化。这一观念的核心内容是：美国人是与众不同的“上帝的选民”，上帝不仅给了它最优越的自然环境，还赋予了它世上最好的社会制度；美国是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新世界”，其他地区则是“旧世界”，它“充满缺陷与不足，深陷于自身制造的罪恶之中不能自拔”；美国是人类的“希望之乡”，有责任要求或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政治发展模式；美国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用英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