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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雇主能否带来最佳收益 　　3月28日，央视公布了其评选的“最佳雇主”名单，摩托罗拉（中国）、招商银行、中海油等位列其中。 　　获奖企业欢天喜地。像社会公民一样，如今的企业似乎越来越热衷于“最佳雇主”、“卓越雇主”等头衔。但有意思的是，去年的“最佳雇主”全部不在今年的“最佳雇主”名单中，而且许多“最佳雇主”处于亏损状态，甚至面临被沃尔玛等经常受媒体诟病的，对待员工苛刻的，所谓的“最差雇主”并购的风险。 　　“一方面难以跟上世界的竞争潮流，另一方面又难以对接中国国情，‘最佳雇主’的评选看起来就像阿Q在百年前划的圈圈，即使再圆，又有多少价值？”观察家陆线弘分析说。 　　最佳雇主，为谁而评？ 　　——是站在员工角度还是站在为社会创造价值角度当李开复离开微软，转投Google的时候，他的依据是什么？是Google比微软更像“最佳雇主”吗？ 　　当失业者生活无着，或者很难拿到失业救济，或者拿到失业救济却难及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什么？一定是工作，是工作的机会。难道你还会让他与欧美发达国家那些拿着高福利的救济金，可以幸福地睡懒觉的失业者一样，对工作挑三拣四吗？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最佳雇主到底是谁眼中的“最佳雇主”？或者是，最佳雇主的评选，到底最应该关注谁的感受？是职业经理人还是大学毕业生还是普通劳动者？ 　　全球最大的工控企业研华（中国）总经理何春盛告诉记者：“研华追求的是要成为知名大学应届大学毕业生眼中的最佳雇主，因为研华可以为这些大学毕业生提供平等、温和的工作环境，可以有学习与成长的机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也发表评论指出：“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一年创造5000亿新台币的营收，为30万人创造了工作机会。从扩大就业的角度来谈，在官方眼里它一定会是最佳雇主。” 　　“雇佣得多，提供的就业机会多，就能在当下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价值，也就应该是当下的最佳雇主。”陆线弘分析说。 　　对此，人众人教育机构总裁、本次CCTV最佳雇主评审之一的杜葵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如果一个企业的大多数员工都把工作当做谋生的手段，企业是不会成为最佳雇主的。” 　　不过，他也告诉记者，“本届‘最佳雇主’的问题在于企业对最佳雇主的理解太过浅显。这一点从企业申报的材料就可见一斑。企业往往申报一些好人好事，比如哪位员工家属生病了，公司怎么为员工募捐，企业向社会捐了多少钱等等。” 　　按照杜葵所说，当前，“最佳雇主”的评选主要看两大指标内容，一是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二是增加员工的满意度。仅根据是否提供“就业机会”来决定是否成为“最佳雇主”，显然不太适合。 　　同时，杜葵也指出，“满意度”指标有其缺陷所在，他说：“我个人认为敬业度比满意度更重要。因为满意不一定敬业，敬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意。” 　　另外，最佳雇主的标准是否可以一以贯之，不同评价机构的评价标准以及对“最佳雇主”的定义是否相同，都极大地影响着舆论的认知，而且，最佳雇主的行为应该有其持续性，短期行为很难评价，然而，翻看中央电视台近两年的最佳雇主评选，今年与去年绝不雷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是去年的最佳雇主今年就不是最佳了？ 　　“最佳雇主”是否以好业绩作为前提——最佳雇主与最佳收益之间是否正相关有意思的是，2006年的最佳雇主中并非所有企业业绩都是飘红的，有些企业在上一年度业绩甚至出现亏损。 　　“对于这样业绩亏损、潜藏人员流动危机的企业成为最佳雇主，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更何况评选者本身也要求业绩卓越的嘛。”一位网友如此评论。“那么，”最佳雇主“是否需要以”最佳收益“作为前提呢？或者”最佳雇主“能否带来”最佳收益“呢？ 　　陆线弘指出：“企业成立的最基本使命就是要创造最多的社会财富，或者是最大的收益，如果连基本的使命都难以完成，那么就谈不上最佳雇主。如果非要谈一个企业对员工的关爱，或者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么就评最佳老板好了，不能叫雇主，因为雇主本身就带有经济学的含义。” 　　对于这一问题，同样做最佳雇主调查的翰威特咨询公司资深专业人士Garry Wang告诉记者，按照翰威特的评价指标，最佳雇主与最佳收益之间是正相关的。翰威特的评价主要取决于三份调查问卷：它们是对首席执行官的调查问卷、员工敬业度的调查问卷以及由人力资源部填写的员工管理信息库的调查问卷。 　　“很多评审都只会调查员工的满意度，但我们认为满意度只能反映员工的态度，而敬业度才是对员工行为的考量标准。一个员工敬业度高的企业，其结果自然会有很好的业绩。敬业度高是因，好的业绩是果。因此好的业绩并不是最佳雇主的先决条件，恰恰是一个结果。”Garry Wang说。 　　有数据为证：因为翰威特的评选两年一次。在2005年最佳雇主排名前十的企业，他们的员工敬业度是75%，其股东回报率达到20.2%.而从整个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