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及协助自杀.ppt

安樂死及協助自殺 劉絮穎 案例 Y女士現年32歲，因罹患晚期胃癌導致持續嚴重疼痛及難以遏止的嘔吐，儘管醫師持續增加她的嗎啡劑量，過去兩天她疼痛的情形仍嚴重加劇。雖然死亡迫在眉睫，她仍不斷懇求醫護人員幫她結束苦難。 Z先生39歲，習慣使用注射性的毒品並曾有酒精中毒及憂鬱症病史。他出現在急診處，堅稱不想再活下去; 基於無法再忍受自身的痛苦(儘管他並沒有任何生理上的痛苦)，他不斷要求安樂死。而一位精神科醫師已排除這是臨床上憂鬱症使然。 何謂 「安樂死」 安樂死 一人意欲結束另一人生命以解除其痛苦而有意採取的致人於死的行為。 可根據 (1) 接受者的(意識、決定、表達)能力 (2) 此行為是否合乎其心願 (若其意願可知的話) (3) 接受者是否知道將被施行安樂死 而分 「出於自願」(voluntary) 「違反自願」(involuntary) 「無意願性」(non-voluntary)。 何謂 「協助自殺」 藉他人有意提供知識、方法或兩者之助，而故意殺死自己的行為 「醫師協助自殺」的情形中便是由醫師提供這種協助。 為何 「安樂死」與 「協助自殺」很重要 ? 醫師及其他專業健康照護人員是否該在某些情形中，有意地參與導致病人死亡的行為 ? 而這些做法又是否應為社會整體所接受? 這些問題的解決有日漸迫切的需要，它們的倫理、法律及公共政策意涵值得我們審慎思考。 倫理層面 人們對 「安樂死」、 「協助自殺」和 「決定放棄使用維生系統治療」之間是否有倫理差別一直有很多歧見 爭議核心在於做這些行為的人其意圖有何倫理意義 支持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的人士 主張「安樂死和協助自殺」和「放棄使用維生系統治療」的做法並沒有倫理上的差別，而認為兩者都符合病人自主選擇自身死亡時間及方式的權利。 這些行為能解除末期病患的痛苦，從而造福他們 反對安樂死和協助自殺人士則主張: 只有在病人罹患致命疾病的情形中，才有道德上正當的理由去撤除維生治療，死亡乃是這麼做可預料的結果，但引起死亡的是疾病，而非撤除治療的行為 ; 相反地，執行安樂死或協助自殺的醫師卻是以病人的死亡為主要目的。 雖承認 「自我決定」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個人自主是有限度的; 在有關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的社會政策上，不應賦予自我決定權最高的地位 這種出於憐憫的理由不能確保只會對自願要求安樂死的人施行之 擔心容許安樂死可能會導致社會上日漸以不在乎的態度來看待私人殺害。 大多數評論者並不對安樂死和協助自殺做正式的道德區分，因為在兩種情形中，施行它們的人都是蓄意讓病人更容易死亡。 讓醫師成為自願安樂死的最終執行者可能產生判斷錯誤、強迫或濫用等風險。 是否應視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為「醫療」程序的問題，也有不同的看法。 法律層面 加拿大刑法在有關「殺人」的條文中禁止安樂死; 並視教唆自殺和協助自殺為可罰的違法行為。即使事先徵得死者同意也不會改變這些行為的犯罪本質。 澳洲一位癌症病人成為全球首位依特別法例 (Specific legislation) 經醫師協助自殺的人(1996)。[但這項法令之後已被否決] 在荷蘭，安樂死雖在形式上仍是犯罪行為，但只要遵循特定的指導綱領，便可獲得允許。 美國 曾試圖創制安樂死法案，但結果不是以微小差距被否決，就是遭到是否合憲的質疑。 美國兩聯邦上訴法庭分別裁定 「選擇自己死亡的時間和方式乃是憲法所保障的權利，而這項權利包括尋求協助自殺」。然而，美國最高法庭在1997年夏天撤銷這些判決，否決其「自由權包括請求醫師協助自殺之權利」、「禁止協助自殺之法律具有歧視性」等論點。 美國各州可自行通過州法令。於撰寫本章之際，俄勒岡州已有允許安樂死的法令。 加拿大判例 1993年，加拿大最高法庭以五比四的差距駁回Sue Rodriquez的聲請 42歲、患有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的女性 她宣稱刑法禁止協助或教唆自殺的規定是違憲的 刑法第241(b)條違反 (權利與自由憲章) 所賦予人身自由與安全、不受殘忍、非一般治療的權利 最近的發展則包括Robert Latimer遭定罪與判刑、Maurice Genereux醫師認罪，以及Nancy Morrison醫師獲刑事起訴。 政策層面 對於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的公共政策可有四種選擇: 反對對目前的法律禁令做出任何改變 支持修法，限於某些情況下得允許安樂死、協助自殺，或均予許可 基於將會立法防止安樂死、協助自殺被濫用，支持對兩者除罪化 保持中立 加拿大醫學會仍維持 「會員不應參與安樂死及協助自殺活動」的立場 這項政策與全球各地醫學組織的政策是相同的 實證性研究 病人和大眾的觀點 病人提出安樂死和協助自殺的請求並不純然是出於避免疼痛、受苦的心願 病患請求安樂死和協助自殺時所提的理由還包括:臨床上的憂鬱症、希望能維持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