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doc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 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 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 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 ，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 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 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 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的决心冒死冲垮了人 民公社，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 民自发冲动在先，而后才被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 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 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 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 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 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 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 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 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己任，就是自以为 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毛泽东，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 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 在今天的回忆文字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 怀旧型，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城里人还有一种思维习惯：假 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 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 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 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 知“国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 村中的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 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 并属于古代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 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 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 ，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 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 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 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 型景观。陶渊明没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 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山村百姓“颇知王法”，法制（指中国传统法家的法制，而非公民社会之法治）森 然，反而是城郊与开放地带家规族法乡约祖训较有生命力。清末广东资产阶级立宪派曾 发动“家族自治”而引起顽固派官僚的斥责。无独有偶，最近浙江爆出新闻：许多地方 民主选举的村民委员会被官方取缔，其理由并非指选举为“自由化”，而是指责民选之 制助长了“宗教势力”。结果，取代民选村委的官派“村管会”是由一位私人企业大老 板领头的！ 这些事例显然既不能支持那种简单地指斥宗族为“封建传统”之说，也不能支持那 种把宗族捧为“民族传统”、“本土文化”之说。也许我们真正难以摆脱的“传统”并 非家族主义，而是那种“天大地大不如皇恩大，爹亲娘亲不如陛下亲”的大共同体一元 化——“大一统”主义，而宗族之类小共同体的自治倾向反倒是国人个性发展与个人权 利形成过程中的现象，甚至是与“两化”有关的现象。无论如何，当年高唱“爹亲娘亲 不如领袖亲”的那些城里人并不比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