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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厘头 无厘头的兴起和渐趋没落是一个两地双方的问题：大陆、香港两地；生产和接受双方。 　　作为一个广东话俚语，无厘头在电影中，特指以周星驰的表演为代表的极端恶搞、不按常理出牌的喜剧形式，其实放到西方艺术史和电影史中，无厘头并不稀奇，所谓farce，其实就可以看作是无厘头的类型身份；远的不提，近世好莱坞金?凯利的许多喜剧电影就颇具无厘头风格。而放到香港电影的语境中，无厘头应该滥觞于许氏兄弟的喜剧片，此前邵氏电影尚纠结于本港身份的迷离，不过《大军阀》中许冠文显露出的才华最终导致了《鬼马双星》的诞生，经由《半斤八两》等片的打磨，许氏兄弟的喜剧作品终于领港片风气的一时之先。香港市民在冷战的夹缝中享受到了繁华的“孤岛”生活（这里借用了中国电影史上指称1937～1941上海租界电影的术语——其实从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两个“孤岛”颇具可比性），饱暖思欲，港人当然需要电影提供的草根式市民狂欢，并完成港人身份的自我认同及确证（关于这一点，香港影评人比我讲得更清楚：“香港市民视他【许冠文】为子侄，他是我们的香港土生最成功的精英，他不是来自广州，不是来自中国，他们真正在这一个借来的地方，是代表香港新一代文化的香港之子。”①）——于是乎，无厘头的风格已露端倪，周星驰只是这一文化逻辑顺理成章的结果而已（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周氏无厘头在美学上彻底埋葬了许氏喜剧）。事实上，周星驰电影的戏仿、恶搞等手段在许氏兄弟的作品中都是老套路，只不过那时一来大陆处于封闭状态，没有录像厅和盗版碟的渠道，许氏兄弟不会为内地观众所知；二来其港味过重，自然主要局限在粤语文化圈内传播。 　　 　　1990年代无厘头电影的兴起则必须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圈内考量，改革开放已使中港间有了海量的文化交流，而1980年代末的风波最终导致了大陆意识形态的转型——邓公92南巡后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此时的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或者我们可以用“去政治化的政治”来描述之。②“一切向钱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整合破碎的社会肌体的灵丹妙药，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大潮显然也是无厘头的催化剂——无厘头者，改头换面的醉生梦死也（无厘头的解构手法，似乎也应对着对政治的去势化表达）。89～92这一痛苦的转型经历也造成了香港市民理想的集体幻灭，同时，随着97的临近，“回归焦虑症候群”亦凸现，于是两相结合，无厘头终致高潮——看似数典忘祖的解构情节和星爷的癫狂式表演正是其艺术风格的绝佳体现。 　　 　　无厘头在大陆被扶正则源自依托于网络文化的青年电影亚文化的崛起，《大话西游》是其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一事件是一起典型的“误读”范例。当星爷被奉若神明般请入北大校园后，星爷的失语才使得天之骄子们赫然发现：这根本不是他们心目中那个至尊宝。③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有很多，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而言，他们是长期以来被污名化的“独生子女一代”（此后“80后”开始替代这个称呼），藉由对《大话西游》的误读，年轻人们开始试图树立自己的人生观——考虑到消费主义对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摧枯拉朽，这一努力其实不无悲壮色彩。无厘头的港式狂欢，对大陆的年轻电影观众来说，却是对爱情的忠贞坚守——内旨并无颠覆，只是表达方式迥异于父辈而已。我一直以为，无厘头的解构是很浅层的话语方式的戏谑突破，从来不涉及意旨内涵（当然所谓的“解构”也是被误读出来的，星爷直言他不明白什么叫“解构”和“后现代”），从价值层面考量，无厘头甚至是趋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无厘头极少僭越传统的儒家伦理）。《大话西游》嘲笑了一把父权，但是至尊宝最终还是随着唐僧一路西去。其实完全有理由把这种对父权的无厘头嘲讽看作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路表达——消费主义毕竟不能完全添补一代人的心灵空虚，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过逆来顺受的日子，也是接受了普世化西方思想的年轻人们得以在中国安之若素的生活下去所必须的情感资源。所谓拜金主义其实是个伪概念，真要把“金”当成神来“拜”了，也就没有价值危机了。关键是金钱只是个权宜之计，1980年代末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暂时性的掩盖起来。王夫之有云：“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在放浪形骸中寻找真爱和心灵的一隅归宿，才是无厘头的命门。 　　 　　总之，《大话西游》被热炒时，正值年轻人们即将步入一个没有价值依归的社会之际，诸多焦虑最终促使无厘头成了他们甘之如饴的心灵鸡汤——70末80后们扔掉了“革命”式的父辈价值观后，无厘头自然粉墨登场：一来无厘头有一副看似决绝于前辈的外型，符合年轻人们的反叛气质从而满足了他们建构自我主体的需要；二来无厘头还是通向最深层的中华传统伦理，在一片纸醉金迷的市场主义大潮中，这才是无论如何不能也无法被抛弃的精神脊梁（正剧登场前总有喜剧铺垫，所以往大了说，无厘头的兴起是“国学热”的前兆）。星爷在《唐伯虎点秋香》中仰天长叹：“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岂不令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