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学院一种反省与自觉——论广州时期鲁迅的思想轨迹及其意义.docVIP

走出学院:一种反省与自觉——论广州时期鲁迅的思想轨迹及其意义 张洁宇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X 关注成功！ 加关注后您将方便地在 我的关注中得到本文献的被引频次变化的通知！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开心网 豆瓣网 网易微博 摘????要： 广州时期是鲁迅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一个时期, 此时的鲁迅虽然在写作上相对“低产”, 却在思想上产生重要变化。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的经历使他更为深入地观察和反思学院知识分子的使命与立场问题, 同时也以新的角度思考在“大革命时代”和半殖民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鲁迅最终以离开广州、走出学院, 拒绝当教授、学者, 不作书斋里的专门家的决绝姿态做出选择, 走向独立思想、自由写作、深度介入现实的上海十年。 1927年1月至10月, 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 这短短不足九个月的时间被称为他的“广州时期”。广州时期虽短, 却非常重要, 因为它不仅留下很多话题, 更蕴蓄了鲁迅思想的转变。 广州时期的鲁迅是“低产”的, 从写作的角度说, 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相对的“沉默期”。这期间仅有的一些文字, 除书信外, 多为翻译或编纂整理旧稿的附记和序跋, 此外还有若干讲演的记录。这个“产量”, 无论与其前其后的北京或上海时期相比, 都不可相提并论。但显然, 这样的沉默并不意味着他是悠闲或懒散的, 恰恰相反, 广州时期的鲁迅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处于某种“高运转”状态。从书信、日记等材料可以看到, 鲁迅的观察与思考不仅没有变得迟缓或停顿, 甚至还变得更加敏锐、激烈, 他的思想也在发生着变化, 同时由于生活方面的漂泊感, 他的心态全无文学家的余裕, 反而处于一种高度精警的状态。换句话说, 即便是沉默, 这也是一种紧绷的沉默, 反不似某些高产时期的松弛、舒展, 而更像是蕴积着某种力量的调整或酝酿期。 一、沉默中的深省 鲁迅于1927年1月16日乘船“午发厦门”, 18日午后“抵黄浦 (埔) ”。在厦门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 离原先“少则一年, 多则两年”的计划差得很远。个中原因, 他自己的解释是和厦门大学校长及个别教授的冲突, 也有研究者认为是为了早日与许广平会合。总之, 厦门的四个月是让鲁迅倍感孤独、幻灭的一段时间, 因而, 及早离去、换个环境, 且与思念的人相聚, 当是他提前赴穗的原因。 在从厦门到广州的船上, 鲁迅给《语丝》同人李小峰写了一封长信。在信的末尾, 他说:“从去年以来, 我居然大大地变坏, 或者是进步了。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 似乎已经没有创伤, 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 我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这是我经历了许多旧的和新的世故之后, 才获得的。我已经管不得许多, 只好从退让到无可退避之地, 进而和他们冲突, 蔑视他们, 并且蔑视他们的蔑视了。”这段话里的无奈与沉重, 是他离开厦门时的心情, 也是离京南下前后整体心境的延续。可见, 在厦门的一百多个日夜, 不仅没有使鲁迅从一种“冲突”的状态中得到解脱, 反而愈发令他沉重、愤怒乃至于幻灭了。 这种沉重和幻灭的情形, 到了广州依然未得好转。可以说, 在鲁迅的经历中, 闽、粤之行连成了一个阶段, 他在这里经历了人生中又一次重要的转折:在亲身经历了学院政治, 做了一回 (两任) 大学教授之后, 鲁迅对教育界的全部希望真正幻灭了, 从离开教育部到逃离大学, 他彻底远离了以学院为核心的教育界。可以说, 在日本的那次“弃医从文”之后, 这一回, 他“弃教从文”, 最终走向了上海十年的独立思想家和自由撰稿人阶段。 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教职, 并非鲁迅的第一份教职。不算早年在杭州、绍兴的中学任教经历, 至少还有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期间的各种高校兼职, 尤其是在女师大兼职期间, 他深深介入到学生与校方的斗争之中, 完全不同于只按钟点任课的兼职教师。但即便如此, 真正全职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还是在厦门大学开始的。选择一个相对边缘的地区、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 鲁迅的本意大概也是希望找一个不“热闹”的地方, 远离京城的“教授圈”, 以便做些切实的事情。所以最初, 他的设想是“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许广平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 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 一方面为事业, 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蓄一点必需的钱。”但事实并不如他的想象, 这在他到达的第三天就明白了:“今稍观察, 知与我辈所推测者甚为悬殊。”厦大的校长和教授们并不能在思想上与鲁迅达成共鸣和交流:校长主张尊孔复古, 学生被要求用文言写作, 每周的周会依然“之乎者也”, 并且还要在孔子诞辰举办“恭祝圣诞”的盛会。此外, 所谓的校董制决定了谁有钱谁就有发言权, 这些都让鲁迅倍感失望和无奈。同时, 学院内部也是一样的保守、僵化, 且对“现代评论派”名流多有追随、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