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公共领域和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新视野 黄耀国 从文学公共领域到文化.docVIP

文化公共领域和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新视野 黄耀国 从文学公共领域到文化公共领域 由于哈贝马斯的个人原因，“公共领域”长期未能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定义的这一概念，是处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中介领域，是由公共舆论所构成的世界，任何公民都有权利能够以理性之方式参与讨论。它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和市民社会必须分离，也即“公”“私”分明，因为唯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明确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公共领域具有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之表现，界限、实质、结构、功能都随从所有制的改变而转型，诸如古希腊的“广场型公共领域”、封建时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的“市民公共领域”等。一般而言，公共领域被人理解为社会学的思想范畴或者生活空间。哈贝马斯不仅在此基础上构建其交往理论，而且由是主导其对社会历史变迁的理解。 事实上，公共领域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范畴，而且可以进入审美人类学的理论视野，但是在人类学中这一概念还没有很好地梳理过。大概是因为从公共领域的基本性质上看，公共领域更多的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即使在功能论层面上考虑问题也多带哲学社会学的印记。从学科角度而言，人类学要运用公共领域又无法绕开一般社会学，甚至美学，而审美人类学这一分支学科的确立都尚有许多争执。因此审美人类学和公共领域的结合还需要一个必要的中介概念。 我们认为要在审美人类学中讨论这一概念还得从公共领域的特殊形态——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ische Oeffentilichkeit）入手。但是文学公共领域的实质，其实是“文化公共领域”。（所以在下文的论述中，“文学公共领域”只是哈贝马斯著作中的特指，而“文化公共领域”却是此文的关键词。）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潮的背景下，在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国扩展的历史条件下，仍然使用“文学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哈贝马斯使用“文学”一概念的目的，也在于试图言明文化机制在公共领域转型中的重要性。在社会文化愈来愈驳杂，文化形式愈来愈多样的今天，文化公共领域一词无疑更具概括力。另一方面，公共领域无论以何种范畴进行表现，最终都要以文化机制为载体，哈贝马斯所论述的三种公共领域形态，俱有各自之文化机制，而且这些机制不仅伴随各自形态的产生而形成，而且其赖以存在的领域也是这些公共领域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审美人类学中理解和讨论公共领域概念，无法绕开对文化的理解，事实上，现实中审美关系和审美制度的确定往往也是在文化的发展变化和文化制度的确定紧密相关的。 文化公共领域具有以下的几个特征：首先，文化公共领域的形成是社会的转型的基本前提。某种程度上，文化公共领域的先行形成也可被视为夺权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系列准备，而这一点正同于文艺复兴之情况。哈贝马斯以“市民公共领域”的形成为例，指出资产阶级在咖啡馆、沙龙、俱乐部、音乐厅里开展批评封建制度的各种活动，通过各种具有文学、新闻色彩的文化交流逐渐形成阶级之统一意志，然后由此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凝聚成自己的政治公共领域；文学性的言语沟通亦成为代表型公共领域转向市民公共领域的有效中介。对于审美人类学而言，在这一过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说明了日常生活产生的文学审美意识逐渐的转变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过程。因此，在具体的过程中采集这种转变的标本和个案就成为审美人类学应该积极承担的重任。 第二，文化公共领域对于确立文化机制以启蒙和维护前进一方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公共领域总是要表现前进一方的力量，为之创造实现政治目的的自由环境。因此文学、艺术在公共领域中被创造出来后，还要成为文化机制被固定下来，因为惟有如此才能够保障胜利一方的利益。公共领域不仅是社会结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它有着特定的文化机制作为载体。“古希腊城邦中的公共领域表现为公共竞技，而代表型公共领域则出现在节日在中。这种节日和古希腊公共竞技活动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的。”由此，文化在公共领域中的力量就在于它对公共领域的发展和变化起着重要作用——而不只是停留在公共领域变化的表现上。作为习俗流传的艺术形式在仪式节日中的作用、目的就是为了形成相关的文化制度，以保障文化公共领域的合法性，表面上看它只是表达最基本的抒情和宗教信仰，而事实上则可以为传达政治理想服务。照理说文化公共领域作为中介，本来毫无偏颇，不会特别照顾某一边，然而在事实上文化公共领域总是由代表私人的一方花费时间精力构建，则此领域就必然产生有利于形成者的偏向。比如咖啡馆、沙龙和文学团体在市民公共领域的形成之前就组成了典型的文化公共领域，由文学和艺术在此间引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形成并促成进一步的实际行动，文学批评的中心随之变成新兴力量的政治中心。文化公共领域的任务就在于能够训练和培养一批新的公众。市民阶层的形成就有赖于此，“一方面，哲学越来越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