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特殊侦查手段的法制化研究.pdfVIP

·275· 论特殊侦查手段的法制化 樊学勇4 陶 杨”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提上了国家的立法日程，从1996年修正后的刑 事诉讼法运作情况来看，侦查阶段暴露的问题较多。我们认为，侦查程序的改 革应成为本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主要方面之一。本文拟对特殊侦查手段的法制 化①发表一些意见，供研讨修改刑事诉讼法问题时参考。 一、特殊侦查手段法{|il|化的必要性 侦查权作为国家打击犯罪、实现刑罚权的一项重要公权力，它的行使往往 与公民享有的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等私权利发生冲突，故而常常成为刑事诉 讼在致力于实现社会安全、秩序稳定与保护人权这两种价值冲突中的焦点。对 侦查权法制化，即通过正当程序来缓解二者在侦查权行使中形成的冲突、寻求 其平衡成为我国立法者面临的任务。 侦查手段是侦查权的具体体现，应是法制化的主要对象。侦查手段的法制 化主要包括对侦查手段种类和侦查手段运用程序的规制两个方面。侦查手段的 种类及其运用程序应当为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这是侦查正当程序的内在要 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确认的侦查手段有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搜查、 扣押、鉴定、通缉等，以及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公安机关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规定的辨认手段。但对侦查实践中广泛使用的监听、 强制采样、心理测试、诱惑侦查和卧底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则没有明确规定。 只是在《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中有模糊的“技术侦察”的规定， 但对具体哪些手段属于技术侦察及相关行使程序却没有进一步明确。这种立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 ①本文所讲的特殊侦查手段法制化，是指对在侦查实践中广泛使用的强制采样、监听、心理测 试、诱惑侦查和卧底侦查等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授权和规制。 ·276· 上编：侦查制度改革 与司法实践现状的存在，主要是因为立法者希冀给予侦查机关较为灵活的破案 与取证权，增加打击犯罪的效果。殊不知，这样一来不仅使得侦查机关使用特 殊侦查手段“名不正言不顺”，不利于打击犯罪，而且侦查机关使用时缺乏制 约也不利于保障人权。因此，法律上应当对特殊侦查手段予以授权和规制。 (一)对特殊侦查手段授权的必要性 侦查手段本身并非亘古不变，其种类应当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扩充 的，这是一种客观的规律。首先，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各 种因素诱发的犯罪激增，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手段更加多样化，更具隐蔽 性，对侦查的对抗性更强，使得近年来的隐案、积案有增多的趋势。而目前普 通的侦查手段已很难适应打击一些新型犯罪的需要。其次，目前我国在侦查的 物资、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侦查机关需要在有限的资源配置条件 下对付日益严重的犯罪，侦查效益性原理要求以较少的资源投入能够产生较大 的侦查效益。而这些特殊侦查手段大都能缩短案件侦破时间，避免过度的资源 浪费。同时，目前通过特殊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由于法无明文规定往往难 以得到法庭的采用，大大减弱了打击犯罪的效果。要使通过这些手段获取证据 材料的证据能力得到承认，首先应当解决这些手段的合法性问题。虽然这些特 殊侦查手段在刑事诉讼法上并无明文规定，而侦查机关迫于侦查工作的需要， 实践中又客观上在使用，如果立法上无明确规定，不仅易使侦查权陷入非法运 作的指责之中，更不利于对这些侦查手段的监督和控制。“通过法律手段行使 权力必须被确认为合法；否则它将难以完成社会赋予它的职能。”①在这种情 况下，通过刑事诉讼法对这些特殊侦查手段予以确认实为必要。 (二)对特殊侦查手段规制的必要性 侦查权的运作往往涉及一系列法律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过程，特别是关系到 有效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两大价值冲突的合理解决。尽管特殊侦查手段是侦控 犯罪的锐利武器，但作为直接针对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实施的调查方式，对 公民权益可能造成的侵害相对于普通的侦查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监听 涉及公民宪法上的通讯自由权，强制采样涉及公民的人身权利。特别是特殊侦 查手段中监听、诱惑侦查和卧底侦查等，本身的运作过程不仅不为当事人所察 觉，甚至连侦查机关内部无关人员也不知，被滥用的可能性更大。如丹宁勋爵 所言，“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只要这种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