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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画创新的思考与探索实践 　　一、中国画历史的启示 　　 　　历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研究中国画发展史，找出一些规律，可以启示当代。 　　首先，中国画发展有很强的传承性，几千年来形成了其独特的形式特点和规范法则。比如，中国画用线造型，贯穿整个历史传统，并在不断变化发展中保持其特征。早期中国画比较稚拙，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就有了个性化、类型化的线条，这时期提出的“以形写神”说强调了造型的重要性、线条的表现力，也能传神达意了。唐宋是工笔画的高峰，线条的表现力达到了盛世，形成了程式化的特点，程式化的线条适合中国画“目识心记”的造型特点。宋以后文人画兴起，使线条的概念扩大，元人提倡以书法入画，发展出线条的多种形态，并丰富了其表现力。 　　其次，社会变革、艺术观念的转变、新方法样式的出现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画，而中国画历史上的著名画家也大多代表其所处的时代并带有创新性特征。社会变革往往是革命式突变，而文化艺术的变革往往滞后，是一种渐进式变革。比如南北朝是个社会大动乱的时代，但中国画却在此时发展成熟。元代由于异族统治，失意的文人强化了文人画的表现和精神内涵，从而使开端于宋代的中国文人画在元代达到高峰。明末清初，朝代更替，但正是大写意中国画的开端。 　　中国画历史上因新观念的提出，而开创艺术新的面貌。魏晋时期，顾恺之提出了“以形写神”的理论，提出以表现人物的外在形态达到表现内在精神的目的，之后开创了唐宋中国工笔画写实方法的高峰。有些人在理解顾恺之的观点时，往往过于强调“神”而忽略了“形”的作用，其实，“形”在当时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画的造型是不能“尽精微”的，追求写实是中国画此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艺术发展的必经阶段。宋代以后文人画的兴起，开创了中国画的新面貌，是先有观念变化产生变革的，最典型的理论就是苏东坡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他并不是说不要造型，而是不拘泥单纯的“形似”，而追求 “神似”，这时的“神似”就不完全由写实手段达到。他不以“形似”为艺术的最高追求，而开创了文人写意画新的表现方法，创造了中国画的“意象造型”。也由于他对“形神”的新认识、新观念，而开创了文人写意画新的表现方法，创造了中国画的新样式。中国画也由追求外在的描写，转为追求内心的表现。恣肆的笔墨更能表达文人心中的情怀。由于造型观念的变化，使山水画、花鸟画成为文人画的主角，山水、花鸟成为寄托文人情思，表达意境的载体，从此成就了中国画的又一个新高峰。 　　第三，传统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中国画传统贯穿主线的是精神层面，比如“形神兼备”“写意精神”。其次在技法程式上也承载着传统的部分，比如线条、笔墨样式、传统题材等，昨日的创新就变为今日的传统。艺术表现不能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它的本质还是反映时代精神、社会生活和审美追求。文人画传统再好，也只代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社会，其意象造型、写意精神可以传承，但其样式也呈概念的程式，延续其样式，只是文化发展滞后的一种表现。文化发展的滞后性使传统文人画的程式、或所谓新文人画的画家在社会转换变化过程中还有存在，但它已不能表现现代社会，反映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标准。20世纪的一百年，使中国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由于西方政治、文化、科技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我们的教育模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在改变。中国不但走向现代，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使世界变小，正在快速趋同。中国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想要保存优秀的传统和确立自己的身份，创新和发展是必须的。 　　 　　二、建立中国画的现代形态，中西融合是一条重要路径 　　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段被侵略殖民的屈辱史，也是西方政治、科技、文化被引入中国的历史。我们在学习西方政治科技的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美术也不例外。18、19世纪由西方传教士将西方艺术带入中国，但那时对中国画的影响是微弱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学习西方也变为主动选择，开始了全面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过程。中国画家开始到欧洲和日本学习西方美术，并将西方美术及西方美术教育模式引入中国，成为学习西方美术的开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多有关改造中国画的理论。比如，康有为提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陈独秀提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徐悲鸿提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可采入者、融之”。中方为体，西方为用，用西画改造中国画的理论成为主流，并有诸多画家积极进行绘画实践。像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吴冠中、李可染等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这些中西融合的先驱者还带来了西方的现代美术教育体制、教学模式，将西画的素描、色彩、解剖、透视等课程作为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