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蕉风：一株“野生植物”的非典型妥协.docVIP

黄蕉风：一株“野生植物”的非典型妥协 　　 　　他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在高考时甚至因“不学生腔”吃了点“眼前亏”。但作为一株自由生长的野生植物，他在大学校园里不仅没有横生斜长，反而显出秀干成栋的可喜态势。他告诉记者：他“另类”的家庭教育和成长背景，注定他要走不寻常之路，但却不是简单的捷径。 　　 　　剑走偏锋，父亲允许他不做“考试机器” 　　 　　尽管从幼儿园到初中他都是“豌豆尖尖”，2004年中考时在厦门万名考生中排名前300，并因此进入重点名校厦门一中。然而，他最为得意的却是一项“吉尼斯”纪录：“我自幼享有与父亲争论、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权利。上高三时，父亲竟允许我不做‘考试机器’。” 　　“上课讲试卷，下课排名次，晚上开夜车，周末请家教”――多年来我们抨击应试教育的弊端，但高考仍是莘莘学子必经的独木桥。 　　然而，黄蕉风却是唯一不必围绕“试卷教学”指挥棒转圈的人，除了满负荷的正课从不缺席，其他时间绝不参与如临大敌的“倒计时”――秋冬篮球照打、街舞照跳，春夏泳池照泡、闲书照读。这并非青春期逆反心理导致的怪异行为，而是同父亲“讨价还价”之后的理性选择。 　　黄蕉风的父亲是家长中的理想主义者，他希望孩子在18岁的花季，能够享受课堂气氛生动活泼、教学形式灵活多变、师生之间开放互动的素质教育。因此，当儿子厌倦了课本之外的《解题宝典》、《得分攻略》、《析卷秘笈》之际，他及时作出正确的引导：“你们这代人谁也不可能逃避高考，但你可以不把高考作为终极目的，而把它当作平生第一次磨炼机会，让心智在重大考验下变得成熟和坚强。” 　　亲子两代在互相理解、退让与共鸣中取得平均值，并签订了一份堪称奇观的《父子合同》：如果儿子高考分数过了重点线，父亲须出资40万元让他报考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如果儿子高考分数过了本一线，父亲须出资26万元让他报考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如果儿子高考分数过了本二线，父亲须出资16万元让他报考北师大―香港浸大联合国际学院(简称UIC)影视系；如果儿子高考分数低于这三档，则必须忍辱履行复读“高四”的责任……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父亲的宽容和良苦用心：首先，两代人对当时的教育体制均有抵触，居然没有看中内陆任何一间大学，尽管港澳与内地学费悬殊；其次，反叛中的孩子也需作出适当的妥协，即他的高考分数最少要达到本二线，才能避免“吃二茬苦受二遍罪”。最重要的还在于，父辈通过民主的方式灌输给成长中的孩子一个重要理念，即权利与义务是手心和手背的共生关系。 　　正是父亲的开明之举，使得身心俱健的黄蕉风，能够扮演跳出“怪圈”的俄底修斯，安度许多过来人叹喟生不如死的“考前苦海”。 　　当然，黄蕉风比同龄人超强的自主意识，也让他在高考时付出了代价。2007年的高考作文题为《季节》，黄蕉风临阵时违背了父亲“中庸主题”的嘱咐，以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为“四季”，畅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季节轮回，立意深刻，紧扣时事。遗憾的是，当年改卷的倾向侧重于“吟风弄月”，所有高分作文均“莫问国事”，黄蕉风的得意之作仅得了及格线的基本分。 　　值得一提的是，当孩子“吃亏”的结果公布后，父亲却平静地表扬他文章写得很好，还鼓励他将此文拿去投稿，争取发表。 　　“我小时候常犯错误却从未挨过父亲打骂，这绝非‘宠爱独生子’，而是他刻意为之。”黄蕉风说：“人类灵魂深处都有敬畏、服从父亲的潜意识，这种心理弱点往往演化成对权威或主流的盲从。我父亲故意颠覆这一思维定势，是想造就儿子敢想敢为、特立独行的性格。” 　　 　　单刀赴会，父亲希望他培养“贵族精神” 　　 　　UIC作为教育部特批的港校北上办学惟一试点，被誉为“教育界的一国两制”(4年制全英文教学，颁发香港学位)。师资45％来自国外，36％来自港澳台，内地学者也都具有留学经历，教师中博士学位比例为86.5％，远高于清华及北大。 　　报到那天，黄蕉风就遇上一件让他迄今还后悔不迭的事。迎新会上，校长突然宣布：“没有家长陪同的学生，将获得2000元‘自立奖’。”小时候学游泳都不需大人护送的他，是仅有的单刀赴会者，可惜珠海的亲戚好意去机场接他到校，使他失去了这次大出风头的机会。 　　应该说，在这所推行精英教育的美式博雅大学读书，有助于培养年轻人低调、自尊，遵守心灵原则和勇于担当的贵族精神。然而，每年4万余元学费的“贵族学校”，生源家庭背景大都非常优越，年轻人很可能因虚荣、攀比，非但没能养成“贵族精神”，反而沦为“精神贵族”。 　　果然，开学后学校就举行高桌晚宴。这种牛津、剑桥的传统社交仪式，要求学生须身穿正装在星级酒店，边共进西餐边聆听鸿儒名士演讲，此举对其家境和消费观是个“温度计”。据当时的南方网报道：女生穿晚礼服还搭配LV皮包、首饰；男生的西服最贵的达到了三万元。 　　黄蕉风自幼受过艰苦朴素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