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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制瓷业对历史的贡献 　　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强大的民族，出现于4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以后（即至明代），契丹不复见于历史，历经1000余年。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民族之一，所建立的契丹国（即辽朝），在200多年间，不仅第一次将中国广大北方地区各民族统一，还第一次打破长城的阻碍，汉人北迁，北方民族南徙，将北方的游牧经济与长城以南的农业经济相结合，使游牧经济加入新血液，渐渐走上农牧结合的发展道路。辽代的政治体制以及“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为后世中国各朝统治者留下珍贵遗产，丰富了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为中国各民族再一次大一统奠定基础。辽国名声远扬，俄国人至今仍称中国为“Кимаǔ”，即“契丹”的音译，反映了契丹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和贡献乃至对世界历史文化的贡献（见王钟翰《中国民族史》P43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我们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各民族组成的共同体，这其中包括那些在历史上曾经作出过贡献而在民族大融合中已经消失了的民族。每个民族都创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独特风格的文化，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契丹族也是如此，他们生产的辽瓷不仅直接继承和沿用了中原的器型，而且在借鉴中原器型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民族的特点又创造了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契丹器型，如鸡冠壶、鸡腿坛、凤首瓶、长颈瓶、盘口瓶、葫芦形执壶、海棠盘、方碟等等。此外还创造了具有浓郁契丹民族风格的花纹装饰，成为整个中华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丰富了中华陶瓷文化的内涵。辽代制瓷业对中国陶瓷历史具有众多贡献。 　　 　　一、朱彩描金 　　 　　在辽驸马赠卫国王墓中，曾出土白瓷朱彩画龙贴金盘口瓶二件，器身均以朱彩贴金绘龙纹（见李文心《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在辽宁建平朱碌科辽墓中，出土一件“官”字款银扣白瓷朱彩盘口瓶，器身满绘朱彩，与辽驸马赠卫国王墓所出盘口瓶涂朱画龙的情况极其相似；同墓还出土一件白瓷银扣朱彩执壶，器身满绘朱彩，惜彩均已脱落不存（同上）。考古资料显示，这种白瓷朱彩描金器是辽代的创新品种，也可以说是辽代制瓷新工艺，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两件白瓷朱彩画龙贴金盘口瓶埋葬的时间比北宋建国还早一年。因此，可以说它开创了我国朱彩描金瓷的先河，为宋、金加彩，元红绿彩乃至明清的红绿五彩、金彩描绘、五彩瓷的出现 　　奠定了基础。 　　 　　二、硼釉 　　 　　硼釉的使用是辽代制瓷工艺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及门头沟白瀑寺窑址出土的四片辽代绿釉琉璃样品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这些绿釉中有的是硼绿釉。该所主持测试的陈尧成先生在其于1994年中国北方古陶瓷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中指出：“中国古代低温釉如汉代和北宋的绿釉、唐三彩、元代法华三彩、明弘治浇黄釉、嘉靖矾红和素三彩等都含有大量的铅，属于PbO-SiO2-Ae2O3和PbO-SiO2系统，无一例外。在北京龙泉务窑址出土的辽代琉璃样品中发现10%～12.8%的氧化硼，钾钠氧化物含量在8%～12%，氧化钙含量在4%～6%，而氧化铅的含量极少（0.4%～1.34%），这说明它是一种含碱钙的硼酸盐釉，属于SiO2-B2O3-（B2O）系统。这一发现证实早在至此以前的多年前我国工匠已经开始制作硼釉，这无疑填补了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史研究的空白。”“可以认为，我国陶瓷工匠早在辽代已经开始使用天然硼砂来配制低温釉料，这是陶瓷制作工艺上的重大突破”。正如陈尧成先生指出的那样，我国历代的低温釉一般都是以铅氧化物作助溶剂的，这种铅的氧化物能够使釉的烧成温度大幅度降低，并能够使釉在降低温度下产生玻璃相。然而铅是一种有害物质，长期使用会使人中毒，而硼却是一种无害物质，硼的氧化物不仅能起到与铅同样的助溶作用，大大降低釉的烧成温度，长期使用又对人无害。因此，可以说硼的氧化物是一种最为理想的助溶剂，直到现代仍为陶瓷制作广泛使用。龙泉务窑址硼釉琉璃制品的出土，标志着辽代制瓷工匠已经掌握了硼的性质，并且成功地应用在陶瓷制品上，这是辽代陶瓷制作工艺的重大突破，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一重要地位。还应该指出的是，辽代制瓷工匠对硼的成功使用，“比国外出现硼硅酸盐珐琅釉早五百多年”（陈尧成语），这无疑是辽代制瓷工匠对中国陶瓷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砂圈支垫叠烧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普遍认为以砂圈支垫叠烧工艺是金代河北曲阳定窑首创的，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所谓砂圈叠烧工艺即是在器胎施釉入窑烧制之前，先在器物的肩或者内底刮去一圈釉面，使其露出胎质，然后将器物的底足置于其上，入窑烧制，以避免器物之间粘结。1950年辽宁义县清河门辽肖慎微祖墓群4号墓出土了一件黑釉弦纹瓶，肩部为避免叠烧时上下两器粘结在一起特意刮釉一圈（见李文心《辽瓷简述》）。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