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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摄影发现社会的状态 　　王庆松通过对社会文化的个人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他对当代中国生活的印象和观点。他用计算机处理的摄影作品内涵丰富，意味无穷。这些矫揉造作的艳俗形象对变化中的社会环境进行了丰富、有趣且睿智的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日益浓厚的商业气息令王庆松深有感触，他策划导演了各种情景场面，拍摄下来，并将之定义为纪实摄影。他作品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把自己的形象放入画面，对当前的社会变化进行揭示和质问。 　　 　　您认为自己是摄影家吗？ 　　我不太喜欢把自己限定于某种身份。我是学绘画出身，但是到现在，雕塑、绘画、摄影、视频我都做，摄影只是其中的一种。 　　 　　您从1996年开始放弃绘画，用摄影语言创作，为什么？ 　　当时是想用各种媒介去做艺术。当代艺术的绘画有很多类型，1993到1994年我尝试了用各种材料创作，后来尝试庸俗绘画，以及在丝绒布上面印照片等等，强调社会的大众化、庸俗化对传统的破坏性。1996年后我发现我对这种绘画没有太大兴趣了，因为社会的变化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快，于是开始用拼贴的方式创作。自己拿小傻瓜相机拍照，还从杂志剪图片进行拼贴，想反映自己对社会、大众的印象，最早做的很多文件已经丢失了。 　　 　　这么说您很早就对反映社会、大众文化产生了兴趣？ 　　我到北京来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我是1993年来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突然间整个社会都变得商业化了。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老百姓关心经济、炒股，国外老百姓根本不会关心这些问题，太商业化了。我到北京来，经历了物价的不断变化，以及租房期间房东态度的巨大反差。这跟国家发展经济的国策有关，人们都认为这么做是对的，一部分有想法的人先富起来，要冒险才能发财。那时候开始，我就想用别的方法创作，我觉得图片可能更接近社会。 　　 　　那时候你的摄影技术怎么样？ 　　我不会玩相机，对相机没有兴趣。一般画家都需要对自己的画拍照，而且绘画写生需要收集素材，所以拍过些东西。我可能在机械把控上与学摄影的人有一定差距，但是美术在构图、色彩上比摄影更严格、准确，有着更强的主动性。我现在也不会强调技术，但是对于画面应该到什么程度有一个概念，使用大画幅相机只是为了拍出我想要的画面。 　　 　　刚开始用的是什么相机？什么时候转入大画幅的拍摄？ 　　美能达70，是一台椭圆形的135傻瓜机。开始使用大画幅相机是在2000年拍《老栗夜宴图》，用的是仙娜p2型4×5大画幅相机。当时是找朋友帮忙拍摄，那次其实装片装反了，后来挡板卡在片盒里拉不出来。当时摄影师也没有经验，发现状况后只好重拍一次。最后片子冲出来，果然第一次的胶片没有曝光。第二次的片子冲出来，我就踏实了。因为当时没有经验，不知道构图应该在取景框虚线以内，所以出来的图像是切了的，因为我对于构图的要求是非常满。有的人半边脸都切了，最后只好修掉，屏风变成只有一扇、两扇。那是我第一次用大画幅，那时起我知道了大画幅的操作要特别小心。后来我拍片都是当天冲洗，拆景要等到所有片子冲出来。 　　 　　你通常是自己导演，雇用摄影师为你拍摄，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当我没法控制场面的时候就找别人拍。很多时候我自己在画面中，所以需要别人拍。另外我也需要技术过硬的摄影师来操作。最早是找商业摄影师，后来到2005年发现这么做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用过单轨大画幅相机，一旦需要调整前后组，对器材的不熟悉就会产生问题。比如有的角度会穿帮，为了避免这一点，我需要在倾斜角度拍摄，同时拉平画面。有一次为了调整角度把三脚架升高，摄影师没有重新对焦，结果焦点跑了。后来就经人介绍找到电影学院的冯建国老师拍摄，他工作特别认真，当时天热，他对焦对得满头大汗。我想让他给我的助手做技术培训，但到现在还没有时间。 　　 　　拍一幅照片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通常一天就可以完成。当然也要看具体情况，《盲流梦》花了20天，因为需要搭景。《根我学》（Follow Me）的背景书写用了大概两个小时，主要是我写，也有朋友帮忙在上面写英文什么的。 　　 　　你已经被视作观念摄影的代表人物，能说一下你对这类摄影的看法吗？ 　　我不认同“观念摄影”这种说法。强调了所谓的观念，反而失去了最本质的对事物的看法。摄影跟绘画不一样，绘画、装置中可以有很多象征性的东西，例如玻璃，打碎后就是利器；摄影的本质还在于它的真实性、从中所表达的态度，以及它的技术性。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做，可以用电脑做超现实的东西，但是在想象方面肯定不如绘画、当代艺术，摄影有它的局限。就像用铅笔 画蓝天白云，肯定不如用彩笔画。这两年我看了太多人的“观念摄影”，只是富有虚无的想象，我觉得这是误解了所谓的“观念”，或者是进了观念的圈套，因为这些摄影者误读